“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当羽泉的这首流行歌曲唱响大江南北时，你可曾想到，呼吸，自人类生命伊始到回归大地之时，就一直伴随左右，不离不弃……抑或说，当呼吸离弃之时，就是人类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当然，不愿轻易放弃生命的人类会千方百计地把呼吸留住——呼吸医师应运而生，为人类筑起健康的长城！ 　　而在国内千千万万呼吸医生里，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战斗在与病魔抗争的第一线，在抗击ＳＡＲＳ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他们永远不忘把治病救人当作自己的天职，在科研、教学、临床实践中做出让人惊叹的成绩。于是，这５位众望所归的杰出代表在第五届中国呼吸医师论坛上，在来自全国各地的５００余位呼吸医师代表的见证下，获得了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颁发的首届呼吸医师奖。 　　让我们一起深呼吸，看看这５位首届呼吸医师奖得主走过的足迹—— 　　“我对医学的热爱，来自对病人求生愿望的理解，来自对接触病人痛苦的责任感，也来自为病人治好病后所得到的安慰和鼓励。” 　　　　　　　　　　　　　　　　　　　　　　　　　　　　　　　　　 ——钟南山 　　也许正是因为清楚病人对生的渴望，钟南山才会在广东ＳＡＲＳ最危急之时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也许正是因为承担着作为医者的责任，他才会在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１日的那个下午，在坦言还没找到ＳＡＲＳ的确切病源后指出ＳＡＲＳ可防、可治、可控，让混乱恐慌了十多天的广州恢复正常。 　　翻看钟南山１９８２年回国后的学术成就就会发现，他在抗击ＳＡＲＳ中所做的，是他２０多年来的忘我拼搏精神的延续。别的不说，单是首次证实并完善了“隐匿型哮喘”的概念，以及提出内皮素－１（ＥＴ－１）是哮喘的重要致炎因子、ＥＴ－１能活化生长因子（ＴＧＦ－ｂ）两个开创性工作就足以让人信服了。 　　事实上，无论展开钟南山哪一个成就，都可以找到一条让人叹为观止的医学发现之旅。就说“隐匿型哮喘”的证实吧，那时钟南山已是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呼研所）的所长，工作十分紧张，按理说是不可能拿出专门时间来研究这种在科研计划范围之外的“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然而钟南山心中有一丝成功的预感，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完成它，于是他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就被这“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占据了。翻查资料的过程中，钟南山记起自己在英国留学时曾对这方面的资料有过接触，几经努力后他在读书笔记中终于找出那段记录：杜马斯·佩蒂教授曾提出“隐匿型哮喘”的概念，但由于没有具体数据，没被医学界承认。此后钟南山只要一碰上与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有关的病例，就会马上把它“逮”住。此时，恰逢广州市呼研所为了解气道高反应性对哮喘的影响，开展历时２年的普查。钟南山借此机会进行了大数量青少年流行病学调查及随访（６年），在经过反复细致的探讨研究后，提出气道高反应性与哮喘密切相关，哮喘患者气道反应性较重，而症状消失时气道高反性减轻。而后，钟南山及他的学生、同事在《无症状的气道高反应性提示有隐匿型哮喘吗？》一文中，首次证实并完善了佩蒂提出的“隐匿型哮喘”概念。 　　不但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坚持不懈，钟南山对同行的研究也是全力支持。一位呼吸科专家就回忆了这么一件事：２００３年，为了让哮喘患者得到更全面的治疗，她受委托设计了一个哮喘管理方案，然而在方案制定完毕，拿到学术会议上讨论时，却碰到了一些麻烦。有不少人提出说方案涉及面过广、要求过细，很难实施。当时这位专家也感觉到压力很大，担心方案不能实施了。突然她想起留在广州奋力抢救ＳＡＲＳ患者的钟南山，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把与会者的意见以及讨论的情况告诉钟南山。钟南山很坚定地表示：“方案可以改，但必须要实施，而且要做好！”最后方案终于在国内的许多医院顺利实施。“钟教授在整个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不但给予我学术方面的支持，也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这名专家的声音里满溢着感激之情。 　　“科研是医学家的天职，但不是医学家的最终目的，医学家的最终目的是造福病人。”钟南山一直是如此认为，也是如此做的。 　　“既然患者相信我们，把生命交给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尽全力治疗呢？” 　　　　　　　　　　　　　　　　　　　　　　　　——陈萍 　　也许正是因为有如此的信念，陈萍才会为抢救患者２１天没回家，一直睡在病房。据同事说，陈萍双休日、节假日肯定在科里查房，一天不拉，即使外出开会回来也经常直奔病房。事实亦确实如此，周五晚上她因飞机晚点，直到周六凌晨２点才回到沈阳，而周六上午９：０５记者拨通她办公室电话时，她爽朗明快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飘过来了。 　　“那是２０００年的事了。”当陈萍谈到“哮喘控制简化方案（ＥＡＭ）”的设计过程时，语调开始变得遥远。当时国际通用的“全球哮喘防治创议（ＧＩＮＡ）方案”比较复杂，不便于医生记忆，也不利于患者接受——ＧＩＮＡ采取的是分级治疗的办法，把患者划分为间歇性和持续轻度、中度或重度４个等级，而后根据级别确定治疗方案及用药剂量。在我国呼吸协会哮喘学组开会研究一套简化方案时，陈萍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设计。 　　在设计简化方案的过程中，陈萍注意到中国患者与外国患者一些细小的差异，如体表面积普遍比较小、种族差异等等，于是推测中国人吸入糖皮质激素应该比外国人要少。为了摸索中国人吸入糖皮质激素剂量是否可以减少，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呼吸科医生在实际工作中按ＧＩＮＡ方案的指导熟悉分级治疗哮喘，陈萍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开始组织全国范围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剂量对比试验。“当时要说不担心是骗人的。”陈萍边回忆边微笑着说，“毕竟全国有不少医院都没做过药物临床研究，担心结果出来科学性会比较差。”因此当时陈萍把参与试验的医院分为两组：做过药物临床试验的教学医院（Ａ组）和普通的二、三级医院（Ｂ组）。经过半年的试验，陈萍终于得出结论：中国人使用ＧＩＮＡ规定量的半量就足够了。而当初她希望达到的另一个目标也顺利完成了，在Ｂ组的４０１７名患者中有１８０６个患者的病历是完全符合ＥＡＭ要求的。 　　陈萍有一个延续了多年的习惯，每当碰到急重症患者，她都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他们的家属，并且嘱咐若有紧急情况，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给她打电话。有远道而来的患者看病后没有回家的路费，她就为患者掏钱买车票；有的买药钱不够，住院费不够，她就为患者垫付。一位患者把她垫付的医疗费邮回来时，在汇款单上写道：“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白求恩精神，衷心地感谢您。” 　　“没有付出是不可能有收获的，诚然对有些患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还是有许多是只要我们努力了，就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 　　“医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生物医学的思维按部就班，未来的医学倡导的是社会医学、预防医学。” 　　　　　　　　　　　　　　　　　　　　　 ——殷凯生 　　人文关怀，这是与殷凯生教授交谈的过程中，明显触碰到的一个词。从药品的应用到义诊的意义，殷凯生的言谈不时由平缓转为短促而跳跃。尤其是谈到新药研发“必经”的临床试验时，他的声音更是显得异常激昂，在激动的声音里包含的是他的忧虑与思索。 　　“作为一名战士，医生必须了解自己手上的武器！”跟其他专家相比，殷凯生更注重药物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在药品品种繁多的现在，医生必须对所用的药物有透彻的了解。“然而，现在不少临床医生对药品说明书关注不够。”殷凯生耸了耸肩，有些无奈。曾经，他就碰到这样的患者投诉：医生接诊了一名１６岁的患者，由于该患者身高较高，医生在开药时就随手开了一种喹诺酮类药物。结果患者家长发现药品说明书上分明写着：１８岁以下不可服用。后来院方花了很多功夫才让患者家长的情绪平复下来。自此以后，殷凯生把所有可能使用的药品说明书装到一本册子里，要求科内医生必须熟练掌握说明书内容并按说明书用药。 　　大概是因为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我国首批批准的新药研究基地，殷凯生一直关注新药的研制、开发和合理应用。他从开始从事新药研究起，２０多年来一直十分留意药品研发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始终要牢记一点，新药研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患者，受试者也属必须保护的范围。”殷凯生一再提醒正在进行新药研发的医生不要忘记，至少有一半的受试者必须接受对照药物，而且许多试验中对照药仅是安慰剂，这部分受试者为整个试验做了很大贡献，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因此医生应当在既保证临床试验科学性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对受试者的伤害。“过去有些医生做新药研究时，只把受试者当成试验对象而非服务对象，这是不正确的。”殷凯生认为，如果只重视新药研究结果的科学性，而不重视受试者的安全性，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伦理的要求。 　　除了重视基础研究和疑难病例的研究，殷凯生也十分重视医学科普和对患者的教育。近８年来每年的“世界哮喘日”和“ＣＯＰＤ日”，他都亲自组织“南京地区哮喘之家”的１４所三级医院举行大型咨询和义诊活动。“在诊室里接触到的患者数量是有限的。”殷凯生坦言，往往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才会去大医院找专家看病，这些中晚期的患者通常要花许多钱却收不到理想效果，其实很多患者只要在早期服用少量药物治疗就能很快痊愈。“因此做群众性的预防工作，社会效益更大，对患者的益处更多。” 　　有人提出疑问，“义诊和科普宣传有必要动用各医院的顶梁专家吗？”殷凯生有些激动地反驳：“专家出义诊、参加科普宣传要比普通医生更有作用！在进行多年的大型咨询和义诊后，我发现重病患者明显减少了，许多患者的控制比过去改善了。”这位被江苏省医学会、省电视台和省电台评为“最受患者欢迎的坐堂名医”的呼吸专家，脸上闪耀着人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