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或者不敢尝试的事情的勇者，我们习惯称之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一生中能吃一次“螃蟹”并且获得成功，已经需要超于凡人的勇气和能力了，但是，有那么一位军队医师，在从医几十年中屡屡创造了多个第一次，在肾脏移植领域从不畏惧吃“螃蟹”！ 　　【人物名片】 　　朱有华 　　现任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担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解放军器官移植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副总编辑、《移植杂志》及《中国外科年鉴》编委、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１９７８年以来，一直从事肾移植方面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７０余篇，主编专著４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１项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 “我从山中田头来” 　　每一封求助信朱有华都要亲自拆看并且亲自打电话给来信人。朱有华办公室的门一直敞开着，“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的大门永远对他们敞开”。 　　初见朱有华教授时，他正在打电话，不高的个头，慈祥的面容，话语中带着湖北口音。他一手拿着一封信，原来电话是打给一个外地患者家属的。该患者患了肾脏疾病，当地医生建议采取肾移植手术治疗，患者家属慕朱教授之名写来求助信，希望能到他所在的医院做手术。朱有华依据信中的情况，询问了一些问题后，肯定地告诉对方：“你们可以过来检查，等待配型合适后安排手术。”在朱有华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了好几封已经拆封的求助信，原来每一封来信朱有华都要亲自拆看并且亲自打电话给来信人。“这些事情可以让助手帮您完成嘛。”“患者写给我就是对我的信任，患者和患者家人的心情是特别焦急的。我给他们回电话也能让他们放心一点。”朱有华每个月都收到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求救信，他所在的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每年要完成２００例左右的肾移植手术，工作相当繁忙，但是面对那么多的求助朱有华总是有求必应。 　　在采访过程中，朱有华办公室的门一直敞开着，不时有病人或家属前来询问治疗情况，他总是笑脸相迎、细致解答。“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的大门永远对他们敞开。”这种亲近患者的感情与朱有华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朱有华出生在湖北荆州市的一个小村落，父亲在他仅１０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母亲一人依靠种田拉扯大４个子女。朱有华小时候每天天没亮就起床，不顾自己饿着肚子，先把牛牵到山坡上喂饱。幸运的是当时他上学是学费全免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当地的重点中学；后来，由于文革未能上大学的他进入了部队，在部队接受卫生员培训，并在１９７２年被送入当时在西安的第二军医大学接受教育。 　　１９７５年，第二军医大学回迁上海，朱有华作为第一届上海毕业生留在了长征医院泌尿科，此后３０年的从医经历就一直锁定在这里。当年父亲的过世只是因为消化道出血所致，这对朱有华来说是非常遗憾的，所以他希望将自己更多的能量释放给病人，尤其是一些家庭贫困的病人。 脑死亡器官移植第一例 　　脑死亡器官移植可谓是一只会咬人的大螃蟹，为了科学为了患者，可以规避的风险，朱有华都要自己扛起来；可以获得的荣誉掌声，朱有华选择沉默。 　　长征医院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开展肾移植手术，年轻的朱有华就参与其中，尽管他当时还未能上手术台主刀，但基本上他的工作历程是与我国的肾移植发展同步展开的。 　　自１９８４年朱有华成功完成第一例肾移植手术，到现在成为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在这过程中，长征医院的肾移植手术数量和存活率都不断攀升：从１９８４年的３０例手术、存活率４６．７％，到２００４年完成肾移植手术２２２例，成功率达到９７．６％。长征医院也成为全国开展肾移植手术最多的医院，截至２００５年共完成手术３１４８例！ 　　经过了２０年的研究摸索和实践，肾移植手术在朱有华看来技术比较成熟，但是供肾来源是困挠他的一个难题。无法获得更多的肾源就意味着许多病人无法获得新生，将继续忍受病痛的折磨。 　　２０００年７月的一天，朱有华接到医教部通知，上海另外一家医院来电称他们那里有一名脑死亡的年轻人，家属愿意捐献器官，长征医院是否能够接收？“要，我要！”这将能为２名患者提供新生命，他怎能拒绝？！更何况，由于脑死亡供体的心脏仍然在跳动，体内各脏器的血液供应得以维持，比起心死亡供体的脏器更有活力，手术效果更加理想。依据国外文献证明，接受脑死亡供肾的患者往往术后存活期更长，长期存活率更高。 　　医院领导经研究后也支持朱有华的决定，但是，因为在我国还没有把脑死亡作为人的死亡标准写入法律，尽管家属愿意捐献，但万一手术后发生纠纷，对医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国医学界在１９８８年最早提出脑死亡的问题，１９９９年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的专家曾提出了《器官移植法（草案）》和《脑死亡标准及实施办法（草案）》，但还未通过相关部门的最后认可与颁布。就在１９９８年北京某医院也曾经有机会运用脑死亡病人捐献的脏器施行肾移植手术，但考虑到法律盲点而最终没能实施手术。 　　朱有华与院方领导焦急而周密地安排，决定“冒险”秘密开展手术！长征医院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麻醉科的专家集中在一起再次对捐献者进行系统的会诊检查，结果显示符合国际通行的脑死亡标准。朱有华同时展开配型的筛选工作，２位分别来自上海和江苏的患者获得了手术机会！ 　　“当时心理上的确有压力，但是我们相信科学，也认定我们所做的符合人道和医学伦理。风险不在手术本身，而在于医院和主刀医生。我认为我的个人风险是值得冒的，至少能够为推动脑死亡标准在我国立法做出一点贡献。”朱有华坦言当时心情并不平静。 　　手术顺利完成！作为我国第一例脑死亡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没有欢呼雀跃的人群，也没有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因为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朱有华在科学和医学上一次大胆而富有意义的成功实践就那么无声无息地完成。 　　不但没有鲜花和掌声，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压力。事后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得知此事，打电话到朱有华的办公室质疑手术的合法性，是否得到了主管部门的批示等等。朱有华致电中国科学院院士、器官移植创始人裘法祖教授，裘老听完他的介绍后连连赞叹，并肯定他们的做法推动了器官移植科学在我国的发展，这才让朱有华放下心来。 　　直到２００１年２月，朱有华才对外公布了这一特殊的手术，而此时距离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不足１０天的时间。显然他不是为了给自己正名，而是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加快脑死亡在我国的立法进程。 　　脑死亡器官移植可谓是一只会咬人的大螃蟹，为了科学为了患者，可以规避的风险，朱有华都要自己扛起来；可以获得的荣誉，朱有华选择沉默。他的一句话或许能够解释他的做法：“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 世界屋脊活体肾移植第一例 　　在上了海拔３６００多米的高原后，朱有华发现最大的问题竟然是自己出现了高原反应，腹泻、头晕、失眠，脑子里似乎空空的，但这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大家往往以手术的成功率来评价医术，而朱有华却不这么看待，“如果一味地以成功率为是否实施手术的标准，那也许就会有不少的患者被拒之门外”。挑战高难度的手术是朱有华对自己和团队提出的要求。 　　２００４年，西藏军区总医院向长征医院发函介绍该院要开展一例藏民亲属间的肾移植，但在世界屋脊高海拔的特殊环境下从来没有实施过这类手术，而且患者的病情经受不了长途运转和低海拔可能产生的醉氧现象，希望能邀请长征医院的专家上高原在当地开展手术。 　　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手术！院方领导询问朱有华的意见，因为事关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大义，手术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朱有华和同事王亚伟副教授共同研究了患者的情况和手术方案，决定承担这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 　　手术的供体是患者的弟弟，只有２８岁，身体十分健康；但哥哥年纪超过４０岁，在平原地区４０岁正是壮年，但是由于高原气候导致该地区居民动脉硬化十分厉害，４０岁的人动脉硬化程度好比是６０岁的人。朱有华在上高原前做了细致的手术分析和方案。但是没想到，在上了海拔３６００多米的高原后，他发现最大的问题竟然是自己出现了高原反应，腹泻、头晕、失眠，脑子里似乎空空的，走路走不快，无法提重物。这种情况下能否上手术台，能否成功完成手术呢？ 　　技术娴熟的朱有华最后还是和助手一起走上手术台，受体哥哥的动脉硬化果然十分严重，本来朱有华打算采取端端吻合（骼内动脉与肾动脉相接）的连接方式，但他当机立断临时改用端侧吻合（髂外动脉同肾动脉相接）的连接方式。手术成功后，兄弟俩用藏语向朱有华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八一军旗映衬下的医院沸腾了，高原藏民竞相传诵兄弟间的真情、解放军医生的高超医术。这一例高原活体肾移植手术也成为朱有华事业上一座漂亮的里程碑。 手术台下的“发明家” 　　为了患者术后的康复，朱有华不断开展创新研究。每当念头一产生，他就立即付诸行动。 　　朱有华不避讳谈论失败的病例，事实上移植手术对于病人是否能够康复并不承担１００％的责任，因为还涉及到术后的观察与恢复情况。 　　１９９０年，朱有华曾经为河南洛阳的一位患者实施手术，手术本身十分成功，但是患者回到病房后大量排尿，这本来是好征兆，但是患者不久就过世了。朱有华对患者解剖后发现原来术后补液电解质未能平衡，出现电解质紊乱，患者发生严重低钠血症，导致死亡。当时的循环补液是依据尿毒症患者的身体状况不同而计算出来的，但实际上计算有误就可能导致患者死亡！ 　　是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