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不了解脑死亡的人眼中，他是“冷面医生”：他出现的时候，一个心脏还在“跳动”的“人”有可能被宣判死亡。 　　● 在同行的眼中，他是一个改写死亡定义的人：让大家理解“脑死亡＝死亡”，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着。 　　● 在更多患者的眼中，他意味着希望：作为医生，他的妙手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作为一位“布道者”，他积极推动的理念，能够给更多人以生的希望。 　　人物名片 　　陈忠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外科•器官移植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亚洲移植医学会理事、国际器官移植学会会员。 　　他１９７９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１９８５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外科学博士；１９８７年获德国国家最高奖学金亚力山大•洪堡奖学金资助，赴德国科隆大学进修；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学院外科；１９９６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０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２００３年，他策划了中国第一例脑死亡诊断、判定以及第一例脑死亡器官捐献。 　　大家•印象 　　“陈忠华教授不喜欢多说自己，但是谈到工作则滔滔不绝，我们无法彻底地了解陈忠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他的人格魅力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一位和陈忠华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对他的评价，这个评价的确真切地概括了他的特点。 　　第一次采访陈忠华时，他正在外地出差，他在手机里说，“我正在马路上，我马上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你聊”。伴随着隐隐约约的汽车喇叭声，那次通话持续了２０多分钟，他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位老朋友，让人感觉平实可亲。 　　原以为，拥有众多头衔的陈忠华，在任何时候都会西装革履、不苟言笑，但是见到他的时候，他却穿着一件黄底休闲外套，随性而不随意，让已是五十而知天命的他一如一个３０多岁的年青人。 　　他戏称自己是“米拉医生”，因为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３６元，３和６在乐谱中的发音正好是“米、拉”，套用当时流行的“米拉工程师”的说法，陈忠华对自己的这个称号颇为得意。 　　对待生活，陈忠华始终保持着一份激情。在德国和英国的时候，他曾经自驾车游历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他还很喜欢油画，因为他觉得这种表面唯美的艺术实际上表现了当时社会医学和伦理学的深刻内涵。他喜欢在自己的发言或者学术报告中，以一幅油画开头，一步步引入到主题，那种强烈的冲击力不是普通的幻灯片所能达到的。 　　陈忠华还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想几年后自己编一部《脑死亡背后的故事》，因为他用自己的一部摄像机，记录了很多例中国脑死亡医疗的个案。“我已经拍了六七卷录像带，里面都是一些绝对经典的镜头，包括一些不理解的人向我拍桌子的画面，有时候电视台还问我要呢，这实在很有意思。” 　　人生画卷 从农场卫生员到剑桥高级研究员 　　上世纪７０年代，在武汉远郊的国营青山良种农场，或许还有人记得一个瘦高个的男知青，他就是陈忠华。那段时间里，他和其他２００多名知青一样，锄地、挑粪，农忙的时候参加双抢。 　　半年之后，陈忠华被调到医务室做卫生员，医务室那位经验丰富、中西兼通的老医生成为陈忠华踏上从医之路的第一个领路人。 　　１９７４年，陈忠华被推荐到武汉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前身）学习，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并在１９７９年考取了研究生，他的导师，就是我国第一批外科学博导、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夏穗生教授。 　　当时，器官移植专业还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好奇心已经驱使陈忠华去了解这个领域，他发现，越是靠近，越是有一种兴奋和新鲜的感觉。而优异的成绩，尤其是突出的英语成绩，也为这位时年２５岁的年轻人迈入器官移植领域铺平了道路。 　　从同济医学院到英国剑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故事，陈忠华并不愿意过多地透露。但是，他坦承在剑桥大学的１２年，对他现在从事的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英国，陈忠华的主要工作是到各个地方获取捐献的器官，并植入病人体内。英国是一个有脑死亡立法及医疗常规的国家，９９％的器官都来源于车祸脑死亡者的捐献，人们对待脑死亡和器官捐献的积极态度，给陈忠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国内的移植器官，多是从死刑犯身上获得，这种方式，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模式”。陈忠华认为，在器官移植方面，虽然国内的科研相对薄弱一些，但是最大的差距不是学术，而是器官的来源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 　　１９９９年底，同济医学院力邀陈忠华回国工作，那时的他，因为双方的合作，每年要在中英之间跑六七趟。陈忠华在考察了两边的环境之后，决定回国。“这是个平常的工作选择，不管在哪边，都有得有失。”他坦承剑桥有最好的研究团队，但是在国内，看准了目标，同样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行甚于言 　　 陈忠华认为，器官的来源问题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是我国器官移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因此提出了我国器官移植应该“正规化、合法化、公开化、国际化”的１２字方针。与这１２字方针相对应的是缺一不可的“三法一指南”，即《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献法》、《脑死亡法》以及《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呼吁要尽快出台这些法规。 　 “只要能够获得可移植的器官，医疗机构都可以开展手术，毕竟，这可能救活另一个人。但是，既然我认为器官的来源应该是亲属间器官捐献，那么就必须从自身做起。”从２０００年起，陈忠华开始在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内推动家庭内自救方针，在他的带动下，目前同济医院已经完成了１００例由亲属捐献的器官移植手术，成为全国最大的移植中心。 脑死亡宣传：这是对死亡的尊重 　　亲属捐献器官的确是器官移植一个很好的来源，但这毕竟是另一种伤害；脑死亡尸体的器官捐献才是一个最科学、最人道的途径，然而，对于还有“心跳”的亲人，又有多少人能够忍心“停止抢救”呢？ 　　“这就是传统死亡观和现代死亡观的碰撞。”陈忠华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脑死亡＝死亡”的概念。于是，在２００１年初，他发起和组织了国内首个脑死亡学术团体“同济脑死亡协作组”，积极进行脑死亡相关理论的研究和科普宣传，并建立了一个宣传脑死亡的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脑死亡．ｃｎ）。在这个网站上，陈忠华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办公电话，他随时接受任何人的求助、咨询甚至质疑。 　　不过，“宣传这个概念，并不是为了告诉你这个心还在‘跳’的人死了，然后获取他的器官，这样理解过于狭隘和带有偏见。实际上，我们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着。”陈忠华认为，把一个心脏停跳但是脑还没有死亡的人判定为死亡，将是最大的医疗事故，而认同“脑死亡＝死亡”，实际上是对死亡的尊重，是对生命和科学的双重尊重。“在我主持的一些判定中，如果发现患者不是脑死亡，我会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主治医生制订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以尽最大可能挽救生命。” 　　２００３年４月，陈忠华策划了我国首例脑死亡的公开判定和停（呼吸）机，这一次判定引起了轩然大波，更让中国迈入了有脑死亡实践的国家行列，国外媒体也广泛转载，有的甚至评论说，从此，占全球１／４人口的国家开始承认脑死亡。 　　从２００１年成立脑死亡协作组，到此次进行判定，足足用了２年多的时间。不过，仅仅一个月以后，第二例脑死亡的判定和停机就在武汉的协和医院进行。至今，陈忠华主持判定的脑死亡已经有近７０例，“这说明，大众越来越认同脑死亡的概念”。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脑死亡，陈忠华建立了一个脑死亡动物模型。“用外科手术将６只成年狗自颈部完全断离，只用呼吸机，其心跳可以维持２０个小时到数天不等。这个模型有力地证明了，有心跳绝对不意味着生命继续存在。”这是陈忠华《脑死亡——现代死亡学》一书的前言中描述的一件事情。在这本书的扉页，陈忠华还写道：“给孩子讲‘脑死亡＝死亡’，只要一秒钟；给医学生讲‘脑死亡＝死亡’，只要一小时；认真读完这本书至少要一整天；要全社会明白什么是脑死亡至少要十年。但如果对脑死亡持有误解和偏见，时间再长也没有用……” 　　这是向科学迈进的一步，但是迈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勇气。陈忠华说：“法律既未支持也未反对，这中间其实是一条非常狭窄的生命通道，我们走得非常小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推动“脑死亡＝死亡”这个科学概念的进程中，陈忠华的名字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其实，新生需要开启一扇门” 　　就在２００３年４月首例脑死亡公开判定之后的半年，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一场车祸，拉开了中国首例儿童脑死亡无偿、自愿、公开捐献器官的序幕。 　　孩子的家人是通过１１４，一步步地查到陈忠华的电话，他们请他去进行最后的判定，并提出，如果是脑死亡，愿意无偿捐献器官。最终，孩子被判定脑死亡，他的两个肾脏使另外两位患尿毒症的儿童获得了新生。而一年之后，在这个孩子死亡的同一天，他的父母又生了一个男孩，这仿佛印证了一句中国的古话：生死轮回，善有善报。中央电视台的《讲述》专门为此拍了故事片《生死缘缘》。 　　“从ＩＣＵ，到几米外的手术室，只有一门之隔，那么这边是死亡，那边是让另外的人得到新生，几米的距离就是两个世界，它们通过一扇门连在了一起。”故事的细节已经不必详述，在ＣＣＴＶ的网站上，《生死缘缘》的视频短片一直保留着。陈忠华说：“其实，新生需要开启一扇门。”这句话，再一次打动了更多的人。 　　这一次器官捐献，也打动了陈忠华，他颇有感触地说：“从第一例判定和停机到第一例无偿捐献，只间隔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我原以为需要两三年，没想到大众这么快就接受了脑死亡。” 　　“在我主持的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