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新医改”3年重点实施方案的最后一年,在新医改3年任务的冲刺阶段,百姓能否从“看病难、看病贵”中解脱出来,医改又将走向何方?

近日,南都记者专访了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孙隆椿,他任卫生部副部长期间经历了两次“医改”,对于目前正在冲刺的“新医改”,他认为公立医院改革非常关键,而新医改最大困难在于政府投入不够。

1992年医改:引入市场机制不是“市场化”

南都:1997年,在你担任卫生部副部长期间,我国启动了上一轮的医药卫生改革。

孙隆椿:应该说那是我亲历的。我1990年调入卫生部工作,在职期间经历了两次医改。第一次是在1992年。这个说法可能和一般人理解的不同,但我自己觉得1992年的改革非常重要。当时的大背景是我们国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各个行业都在向市场机制靠拢。1992年,我们提出了改革的思路,卫生部发布了34号文件,提出卫生事业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指导思想。 

南都:如何理解“多层次”?

 孙隆椿: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差距也拉大了。当时你住宾馆分5星级、3星级,坐飞机分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坐火车也有软卧、硬卧、硬座。可是你到医院看病住院,还是一个病房8张床,你再有钱还是这个条件。过去那种低水平的、一个模式的医疗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办医院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虽然在医学的专业性方面,都一样因病施治,但服务条件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出不同的层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选择享受更好的服务。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 购买服务。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年做了许多创新,除了普通病房外,医院开设了“特需”病房,有单间甚至还有套间病房;门诊上开始办“专家门诊”,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当时还有“点名手术”,不过后来取消了。此外,还容许医院办“一院两制”,公立医院可以和外资、内资合作,把某个科室、病房变成合资。

也就是把医疗服务分成了基本医疗服务和特殊医疗服务两大类。这是按患者的经济力量划分,而不是从诊疗上分,说白了就是经济算账。基本医疗服务的部分由国家来保障,而特殊医疗服务的部分,国家可以放开让社会资本去介入、去经营。简言之,就是“保住一大块,放开一小块”,这个思想在新医改方案中得到了明确。

南都:所以当时开展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

孙隆椿:对。因为过去医疗服务是福利性质的、大锅饭性质的,突然提出变革,人们观念上转变不过来。我们的提法是“适应市场机制”,但有人就认为你把医疗服务推向市场了,就是“市场化”,还有人误解为好大夫、好药只给有钱人服务,医院不给老百姓看病了。这都是不全面的看法。

1997年医改:卫生性质新定位曾引起争议

南都:在34号文件发布的5年后,1997年正式开始了新的医改。

孙隆椿:改革是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1992年的举措也可以看做是之后改革的预备。1996年底,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这说明卫生工作的重要性。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内容还是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前提,再进一步明确卫生事业的性质、主要任务、方针以及这一轮医药卫生改革的主要内容。这次改革涉及三大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生产流通体系。并首次把“重点是农村卫生”这句话加入到国家卫生工作的方针里去。

此外,1997年文件还提出要重新定位我们国家卫生事业的性质。经过讨论,将卫生事业由过去的福利性质转为“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对这个结论,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因为这是一个折中的提法。

南都:为什么说是折中的提法?

孙隆椿:什么是“社会公益事业”,国家没有官方的解释。一般来说公益事业就是公众受益。从经济学上来讲,公益的概念是介于福利和市场化之间。国家拿100%,我享受,这叫福利;国家一分也不拿,个人自费,这叫市场化。那就是说国家出资在1%到99%之间都是公益事业,这样的解释不是很模糊嘛。至于“一定的”福利补助,那就是“不定的”,国家没法确定国家拿多少,当年国家收益好,多给;如果当年国家财政收益不好就少给。所以,实施公益性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投入。投入越多,公益性就越高。

南都:那时候改革,老百姓有没有体验到看病难、看病贵?

孙隆椿:早就体会到了。怎么会没有呢。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工资很低,有病没钱看,没有这个需求和希望,后来大家钱多了,看病的也多了,服务条件也好了,要求也高了。这是需求上升以后的一个新的矛盾。

公立医院搞不好会对医改产生重大影响

南都:新一轮医改从2006年就开始筹划,经过各方认真研究,2010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这次医改的目标明确提出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了。

孙隆椿: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4000美元,不可能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说“逐步解决”还可以。这是和国家经济增长有关、和工资政策相关的一个综合平衡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南都:那这次医改,你觉得首要抓的是什么?是公立医院吗?

孙隆椿:太多了,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改革以药补医等等。在这一次的新医改方案当中,它特别把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众所周知,目前公立医院占全国医疗总量的80%,公立医院搞不好,会对整个国家的医改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南都:为何公立医院的改革这样难以推动?

孙隆椿:问题很多,有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不少机制的问题,这些属于政府的决策和投入的问题。

南都:就是说还是政府补偿问题。

孙隆椿:对呀。你要公立医院姓“公”,体现公益性,那政府就要拿钱,而且要多投入,这样才能体现出公益性。当然也有管理上的问题。但是关键点还是在政府投入。我们的医疗总费用不足GDP的5%。中等发达国家的比率一般占到8%-9%。

南都:就我们国家的国情来看,这个比率要占到多少,情况才会比较好?

孙隆椿:起码现在的5%是不够的,起码要7%-8%。

南都:医改方案中提出“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你觉得增加民营医院的数量能够解决目前看病贵看病难的现状吗?

孙隆椿:其实,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引进社会资金办医院,办医疗事业。建国后,民营医院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量小。要我说,发展民营医院只能是对公立医院服务的一个补充,因为中国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公立医院。

“新医改”最大困难:政府投入不够

南都:我想问,我们现在推进的这一轮医改,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孙隆椿:政府投入不够。政府财政投入最多的年代是1980年,政府投入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36%,到2008年只占25%,而个人支出要占40%,显然偏大。

南都:你觉得个人负担占多大比例合适?

孙隆椿:政府和社会支出的比例要占到60%-70%左右,个人负担的比例要低于30%。发达国家是这样的。中国目前做不到,但起码要达到30%-35%。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每年花900块钱的医疗总费用,政府起码出300元,单位出300元,个人只负担1/3。这是起码的要求。以后,政府责任加大,个人下降,降到20%,或者25%,那就更好了。

南都:那政府应该上升到多少?

孙隆椿:政府占45%-50%,这是第二步目标。

南都:现在国家提出,设想在“十二五”期间医疗卫生总费用个人支出比例降低到30%以下。

孙隆椿:这很好,这个目标分量不轻,我希望能看到它实现。

人物简介

孙隆椿 

1937年7月生,安徽黟县人。1954年7月参加工作,长春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90年-1998年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政协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