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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州晚报》报道，“由于该市120车数量有限，加之收费标准偏高，使得野救护车迅速发展。据统计，目前该市的野救护车已有十几支车队，专做市外危重病人出院生意”。读罢至此，笔者不禁联想起前段时间央视提供的一组数据，“从2006年到2008年，北京儿童医院平均日门诊量从5394人/次增加到6445人/次，年均增长高达10%，但此间医护人员数量一直没有增加”。
不同新闻，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医疗卫生资源的供不应求，不仅存在于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也难以幸免。目前，大部分120急救网络基本上都是由公立医疗机构组成。某种程度上，医疗服务体系和急救体系的各自垄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民办医疗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发展受限，多数只能创办专科医院，不具备综合性急救条件，进一步使其难以进入急救体系。
毫无疑问，急救体系需要统一的规划、组织和调度，否则将浪费急救资源、降低急救质量———假如没有统一的急救网络平台，很容易出现一人报警、多家医院同时出车的无序状况。但是，急救体系的资源调配采取计划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其生产供给也必须通过计划实现。
当然，如果政府可以提供足够数量的救护车，包办急救体系也并非不可。显然，这个假设在郑州市是不成立的，该市不仅救护车有限，而且其服务价格偏高，导致了急救体系的供求脱节。既然政府没有能力保证急救资源的足够供给，为什么不可以充分发动民间力量来举办呢？
实际上，饱受指责的野救护车也并非一无是处。差的服务固然不及好的服务，但至少总比没有强———患者转院乘坐野救护车，至少还有保命机会，车上也还有一些救护设备，总要比坐以待毙强。野救护车虽“非法”但“合理”，实质上是社会对急救资源供给不足的一种自我矫正。
问题并不复杂，答案也很简单。只要放开合法的供给准入渠道，非法的供给自然逐渐萎缩。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可以而且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急救体系需要向民间医疗进一步开放，这样既可以直接增加服务供给，还能通过有效竞争降低服务价格、提升服务品质。
关于郑州急救收费标准偏高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民办医疗和公办医疗的竞争促使服务价格下降，这正是竞争之于医疗卫生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动用公共财政对于部分急救项目进行补贴，使得民众可以消费得起基本的公共卫生产品。（陈皮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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