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美国老人和伤残人士来说，新年的钟声听上去并不那么悦耳。仅仅是在一天前，只需要1～5美元他们就可以得到处方药，而在1月1日以后，他们将被迫转入某个医疗私人保险计划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现，在个人医疗保险资料从政府数据库中消失的同时，一些很重要的处方药也不再包含在处方药计划中，而很多没有及时加入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人则不得不尴尬地徘徊在私人公司和政府的缝隙之间。 这一涉及620万人的尴尬，源于被布什称作进步了40年的医疗保险处方药法案。该法案规定，私人公司可以在政府老年医保局的监督下经营处方药保险，而政府的老年医保则不再负责处方药保险，这就使许多老年人及其他一些弱势群体在药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面临经济困难。 让立法者有些意外的是，新法案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媒体所称的“公共健康危机”。如那些议员们所愿的是，受到新法案鼓舞的私人公司，在岁末年初潮水般地涌向了联合保险计划（联邦和各州）的受益人，为他们提供了十分丰富且各不相同的保险计划。但问题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并决定加入哪个保险计划，对那些老人和低收入的人群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这也使得数百万的人游离在了计划之外。不仅如此，医师也同样面临考验，他们需要拿出很多时间对客户加入的不同的保险计划进行甄别。 在制造新问题的同时，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改革后，门诊费用仍然不能“报销”，弱势群体将继续因为无法负担门诊等相关费用而推迟用药。统计显示，光是老年患者，每年就因此而丢弃了价值10亿美元的处方药，从而形成了一部分人药品极大丰富，而另一部分买不起药的局面。 处方药改革的窘境也加剧了州与联邦的矛盾。这一改革本意是将州政府出资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转型为联邦政府出资的多选择的“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但现在，一些州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还要暂时为那些没有“就位”的人提供大量资助，这对于一些本来就资金短缺的“穷地方”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这一引起普遍争议的改革还使得2006年美国乃至全球的医药市场显得前景难料。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的社会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能顺利实施，应当能够成为医药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处方药医疗保险计划对产业的影响目前尚难定论。 更加容易引起社会不满的是，这种被媒体视为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体谅并且显得“急匆匆”的改革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得上是最近因国会丑闻而处于漩涡中的游说公司的“努力成果”。 在美国，规制机构与医药产业界有紧密关系是公开的秘密。由于规制机构的决定几乎绝缘于公众评判之外，一些医药界的利益集团也不遗余力地进行有利自身却未必有利公众的游说。为了规避这些利益冲突及政府与企业间的“回旋之门”所带来的可能风险，美国国会1978年通过了《政府伦理法案》，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要求包括食品与医药管理局（FDA）在内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离职两年内不得进入其所规制的产业供职。但问题是，这项法律在美国这个政治游说大国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正如人们在反思国会丑闻时所总结的那样，制药商是美国说客们最大的雇主，也与许多丑闻藕断丝连。在截止到2004年的6年时间里，制药商们就花费了6.81亿美元，雇用了3000名说客来争取政客们的支持，而这项投资直接导致了一项由纳税人出资为老年人提供处方药的法案的通过。这份被许多人士指责为送给大药商们“厚礼”的法案，带给医药公司的额外利润竟在1390亿美元以上。而此番新的处方药计划的通过，也被媒体视为国会在金钱驱使下的贸然行动。 如今，包括希拉里参议员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展开了对布什“新政”的抨击，而民主党更是希望这一牵动千万家庭的问题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年吸引民众的眼球。事实上，自从“卡特里娜”发生以来，医疗保险等国内议题就被媒体和政客们高调提及，由此布什政府改变政策姿态、调整外交策略应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