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日举行的的“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报告会上，上海社科院HIV/AIDS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表示，中国对于艾滋病的研究正从过去纯粹的医学模式向社会学的预防方式转变，这是国家在艾滋病预防的领域进步的重要象征。 　　在禽流感于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肆虐，SARS带来的恐慌仍没有被完全遗忘的今天，另一种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的传染病——艾滋病也正面临广泛流行的临界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中国大陆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据《2004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中国现存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约84万人。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研究在摸索中前进，却始终没能找到一种预防和治疗的理想方法。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凡是建立在传统公共卫生管理框架中，以强制控制手段居高临下的政府管理者形式构建的社会预防模式，由于缺乏主体对象，即感染者和易受伤害人群等的信任与合作，结果往往无效；而所有以‘对人的关注’为出发点建构的社会预防模式，由于重视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之间的合作，重视跨学科的艾滋病研究成果，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产生效果。”夏国美介绍说，“因此，在2003年清华大学举办的‘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以社会科学的角度加入到艾滋病的研究中’这个新的课题。并且近年来我们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在对各国的成功模式的分析中，我国研究者发现：应对艾滋病，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与民间合作，依靠研究部门作出决策；对预防行动中的具体方法，如安全套推广和清洁针具等，可以由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根据受艾滋病影响人群的需要自行创造。 　　作为卫生系统的代表，上海市卫生局彭靖表示，卫生部门正致力于组织和支持多种形式的干预项目，对高危险人群实施干预；组织企业联盟，联合3M、渣打银行等大公司进行项目和技术投资；培养“草根组织”，如“艾滋病小屋”，让感染者和同性恋群体等在各自人群中进行活动等。 　　据预测，如果中国再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2010年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1100万。国务院对此表示充分的重视，成立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并推出“四免一关怀”的政策，缓解了之前的“打击”与“保护”政策之间的矛盾。然而，要真正构建起这一模式，中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何促进非营利组织，即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体制参与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歧视观念；如何设立国家和地方传染病基金制度，从容应对公共卫生的更大挑战等等都成为政府着力做好的工作。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艾滋病的防治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只有建立社区防治体系和公共平台，构建跨学科的合作平台，运用法律、社会、心理、传媒等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帮助社会尽早走出艾滋病的“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