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全国纠风工作会议表示，将改进药品价格核定办法，扩大政府定价药品范围，逐步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笔者认为，以现在的机构配置，政府既没有能力制定合理的价格，即使勉强为之，以大面积的计划价格来进行医疗资源配置，对整个医疗环境的影响将是深远的，而影响是正是负，还需要充分评估。 目前国家发改委在某种程度上行使着药品定价的权力。但发改委历来二十多次降价，引起强烈反应，而抑制药价虚高的效果则看不到，评估不了。我们无法了解国家发改委如何对成千上万的药品定价如何决策，如何跟踪。只能从细节来了解。 至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共22次大规模的降价，降价幅度轻则百分之二三十，重则五六十。降价频率也越来越高，今年已有两次降价。每次降价， 医院药店却各有奇招应对。价格杠杆是何等重要的器柄，可以用来抑制药价虚高，可以调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可以用来扶持医疗医药产业，但自降价伊始，可以说是“用也轻率，降也粗暴”。笔者可以理解发改委降价的初衷，但仅凭发改委的工作人员，来分析、掌控和教化中国的医药走势，实在勉为其难。 另外，即使政府有能力制定相对合理的药品价格，但如果将所有处方药制于价格管制之下，实为下策。除非整个价格体系完全失控。但现在远没有到这种地步，即使有这样的假象，根本上说是调配失控。调配失控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强力、掌控足够资源并且专业化的部门来运作，没有一个务实的提供医疗服务的战略目标，没有专业的法律来限制或引导地方政府执行。医疗医药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涵盖诸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但资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而保持一个相对流动的价格体系，则是基础。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有足够的理论和经验，足可以游刃于计划和资本之间。但在医疗行业内部，还在为所有权这些空洞的概念喋喋不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家达成医疗服务目标的步骤无非：足够的投入再加上合理的配置方式。现在较多的强调投入，但笔者认为，中国医疗保障最大的问题在于配置。政府、国民、医疗医药行业、或许将来还加上第三方(诸如保险业)是利益共同体，而不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而政府无疑是其中主导，但必须高屋建瓴，否则对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而言，即使富足如美国，也难以人尽其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