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幼波，中医学家，在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以及外科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多年从事肝病的临床及理论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医治疗肝病的临床经验。首先把中医学术与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编制成“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为中医现代化做了大胆的尝试。 关幼波（１９１３— ） 　　关幼波，原名关霦。１９１３年出生于北京市。父亲关月波是当时的著名中医。关幼波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１６岁起逐渐接触中医理论，自学中医经典。２４岁开始，正式从父临床学习。至１９４３年，他３０岁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取得了行医执照。１９４４年正式操岐黄之术，开始了治病救人的中医生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１９５１年，关幼波组织部分中医师成立安定门联合诊所，并担任所长。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３年，他先后参加了传染病预防学习班和北京中医学校进修班，学习西医知识，为他以后运用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研究各种疾病创造了条件。１９５３年，他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医门诊部工作。１９５６年，被调到北京中医医院，曾任中医师、内科副主任、内科主任、副院长等职。在此期间，他潜心研究肝病及各种疑难杂症，积累了大量的典型病例，结合个人３０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体会，于１９７９年编著发表了《关幼波临床经验选》。１９７８年，他与中医医院电子计算机室的科研人员合作，把自己的治疗肝病的经验编制成“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这项工作在中医学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１９８２年，关幼波被北京第二医学院聘请为教授。１９９１年，被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聘请为教授。他多次为全国各地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研究生班等授课，无保留地传授个人的临床经验。 　　关幼波为中医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已近５０年。他的工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受到了群众的拥戴。他曾先后被推选为第一至六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常委。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医药顾问、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中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委。 继承家传　注重医德 　　关幼波从１６岁起便经常与哥哥一起随父学医，他们除学习中医理论外，时常在父亲左右侍诊，帮助抄方。父亲关月波擅长内、妇、儿及针灸等科，对时令病及妇女病更是擅长，深受群众的敬重。其父一再告诫兄弟俩：医不在“名”而在“明”，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治好病。学习经典时要明其理，知其要，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不能泥古不化。还教育他们：治病救人要重义轻财，不能“为富不仁”。其父是严父又是严师，不准他们在中医业务上有一点懈怠。一次，他的哥哥在抄方时将“橘红”误写为“菊红”，他的父亲便勃然大怒，当着病人狠狠地打了他哥哥一记耳光，从此不准其再学医。 　　关幼波随父习诊多年，但父亲从不让他独诊，而要求他进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父亲临终前，抱病抽查了他的３个脉案，确认自己后继有人了，满意地对他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不聊生，瘟疫不断。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使关幼波得到了锻炼。在广泛的实践中，他把从父辈传授的和从医书上获得的知识不断加以锤炼、提高，形成了自己的功夫。例如：他出诊时，进门一闻，便可鉴别出病人是患了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敏感的“闻诊”是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关幼波不仅继承了父辈的医术，还发扬了父辈的医德。他一生也是以“品端术正”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天深夜，有位洋车夫请他出诊。诊完病后，洋车夫拿出一块银元酬谢。关幼波早已注意到他家日历上的一张当票正好是一元，他推回洋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若不够，让药铺掌柜的先记在我的名下”。洋车夫感动地落下了热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幼波响应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号召，曾长期为患者免费看病，有的还免费送药，从而受到了群众的拥戴。 博采众长　医术求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关幼波曾同时在几个药房座堂行医。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乾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德堂”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他曾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同一药房坐堂。关幼波每天都提前来到药堂，细心分析施今墨的脉案，还亲自询问病人服药后的变化，凡效果好的经验都欣然学习。日久天长，象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的经验，都被他“偷”来运用于临床。他广交同道，互相切磋，深探医理。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贺惠吾等都是他的挚友。康乃安在临终前，把自己的祖传秘方“鹅口散”传给他，经他推广使用，对口腔溃疡、白塞氏??都有良好的效果。 　　在北京第一中医门诊部工作期间，他与中医妇科专家刘奉五对桌应诊。他打破“门户之见”的旧习，主动与刘奉五探讨医术，并互相交换病例，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后，他有幸与更多的名家接触，象皮外科专家赵炳南，内科专家许公岩、宗维新，肿瘤病专家秦厚生，肾病专家姚正平等人。关幼波与他们建立了友情，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医疗经验。 　　关幼波还常被请去参加疑难重症的会诊，他把会诊作为自己向能者学习的好机会。许多西医都愿意同他合作，他也从处理疑难病例中汲取了不少现代医学知识。 　　关幼波的医疗实践，不仅反映了家传的医技，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内，一批中医名家的医疗经验与特长。 苦心探索　大胆创新 　　对于黄疸病的辨治，关幼波提出了“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治黄需解毒，毒解黄易除；治黄要治痰，痰化黄易散”的独特见解。 　　以前，中医治疗黄疸病，一直停留在“阳黄”与“阴黄”的辨证上，难以对黄疸病的复杂情况作全面概括。 　　关幼波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黄疸的辨证作了进一步辨析：按病因辨证，分析湿与热的偏重；按病位辨证，分析上、中、下焦的所属；按气血阴阳辨证，分析邪正的虚实。他主张在治疗黄疸病中，要全面灵活运用中医的辨证治疗理论。 　　他以黄疸病是“湿热蕴于血分”为根据，主张“治黄必治血”，并提出了针对不同情况运用凉血活血、养血活血、温通血脉等不同的血分药物的方法。实践证明，血分药物的运用可以加速黄疸的消退，有利于肝脾肿大的回缩，可以祛瘀生新，促进机体的康复。 　　关于“治黄疸解毒”的提法，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曾论及急黄是“因为热毒所加。”关幼波则根据黄疸病的传染特点，认识到黄疸病是“疫毒”所致。并提出了化湿解毒、利湿解毒、凉血解毒、清热解毒、酸敛解毒、通下解毒等具体措施。应用于临床，取得了黄疸消退得快、肝功能恢复得快的效果。 　　“治黄要治痰”的观点，是他研究清代温病学家治疗湿温病的经验后得到的，也是对他家传的气、血、痰辨治方法的发展。湿热相蒸，困阻中州，脾运失调、多所生痰。黄疸病病因、病机与湿温病有相合之处。他灵活地借鉴了古人的经验。这一方法对加速退黄，预防痰血瘀阻发展成肝硬化，尤其是对长期黄疸难以消退的患者，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例如，山西一急性黄疸型肝炎患者，服用茵陈蒿汤加减８０余剂，黄疸虽减，终未全除，加用白矾、郁金、陈皮等祛痰中药后，黄疸迅速消除。 　　关于茵陈蒿汤的煎法，汉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说：“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但是根据现代药物研究认为，茵陈退黄的成分主要在挥发油内，先煮茵陈，有效成分会丢失过多。关幼波吸收了现代科研结果，改茵陈先煎为后下，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 　　关幼波合理地汲取中医古代理论的精华，结合个人临床及近人的经验，大胆创新，使中医治疗肝?睦砺厶岣叩搅?一个新的台阶。除黄疸病以外，他对慢性肝炎、肝硬化、各种肝病合并症等都提出了一整套的治疗方法。他所总结的方法，行之有效，为解决肝病治疗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幼波的经验受到了国内外中医界的重视。他的《治疗黄疸的几点体会》一文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后，日本《汉方研究》很快全文转载。《关幼波临床经验选》一书也于１９８５年在台湾翻印出版。香港的一位中医师和内蒙古的一位中医师根据关幼波的经验为病人治病，成了当地的名医，他们感激万分，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拜关幼波为师。 为中医现代化探索 　　关幼波及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与电子计算机室的科研人员共同合作，于１９７８年将他治疗肝炎的经验编制成“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在国内率先把中医学这门古老的民族科学与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经过临床验证收到了满意的效果。１９８０年被评为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 　　１９８２年６月又在第一诊疗程序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诊疗程序的研制工作。至１９８４年３月，用第二诊疗程序接诊病人１．５万余人，建病历２００余份。对其中１２０例慢性迁延性肝炎和慢性活动性肝炎进行疗效分析，其总有效率为８０％。关幼波本人１９８１年２月至１１月亲自连续治疗过的８３例慢性肝炎病人，其总有效率为８１．９％。二者相比，无显著性差异，符合关幼波本人辨治的思维规律。至今，全国各地先后已有２０多个医疗单位移植了本程序，大大地扩展了关幼波为患者服务的范围。 　　１９９０年底，他们再度合作，完成了“关幼波治疗胃脘痛专家系统”，经临观察，取得了符合率及有效率分别为９３％和８４％的满意效果。这个课题是国家科委下达的“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之一。１９９１年８月在北京举办的国家“七五”科技攻关成果展览会上，被认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中医学与电子计算机的结合，将会使更多的专家的治病经验得以系统地保留下来，为中医临床及理论的综合研究，为使中医学服务于全人类，提供了广阔前景。 　　关幼波在国内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名医，被人们称誉为“肝病的克星”，在国外是受到人们敬重的学者。他多次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香港等地讲学，被日本中医学研究会、新加坡中医师公会、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