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并不为人熟知的群体,他们照顾着一群特殊的病人——精神病患者,并由此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他们每天都面临着不可预知的突发状况,耳光、殴打、伤害……甚至还有社会上不公正、不理解的目光。 本报记者走进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这是一所专门收治精神病患者的医院,通过对那里医护人员的采访,记者感受到了他们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 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此举标志着我国朝着举全社会之力、依法开展精神卫生工作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对精神病医护人员来说,这或许是前进的最好动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精神病科医护人员的工作” “名次我不要了,让我讲完行吗?”今年8月中旬,在一场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举办的职工演讲比赛中,来自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选手孙婧媛的演讲超过了规定的5分钟,当主持人告诉她再不结束就要被扣掉10分的时候,这个女孩在台上一下子哭了起来。 现在再回想当天的比赛,孙婧媛有些不好意思:“我去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拿到什么名次,而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理解精神病科的医护人员。” 正是这争取来的时间为她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并帮她在被扣掉10分的情况下获得了比赛的三等奖。 “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精神病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面对记者,孙婧媛说。 26岁的孙婧媛2007年毕业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毕业后她通过事业单位考试,成了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的一名护士。 与其他同学到医院就下病房不同,孙婧媛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接受三个月的业务培训。“我们培训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如何使用约束带。”孙婧媛说,精神病科的病人与普通病人不同,因为疾病的原因,他们中有人会自残或伤害他人。遇到躁动厉害的病人,就必须用约束带把他们固定在病床上。 除了学习使用约束带,孙婧媛要学的还有很多。 “培训老师告诉我们,交接班的时候,务必要清点剪刀和止血带,少一个都不行。给精神病患者送药,还要坚持做到‘三到’——到床边、到口、到胃。有的患者认为自己没病,给他药他也不好好吃,要么扔掉,要么藏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要哄他、骗他。比如跟他不停地说话,看看药是不是藏在舌头下面了,告诉他多喝水对皮肤好,让他多喝水以保证药能够进入胃中。”孙婧媛说,这些都是她在上学时没有学到的,也是在综合医院工作的护士根本不需要做的。 为了达到目的,孙婧媛在工作中哄、骗、劝,无所不用,一天下来不知道要多说多少话,而且,有的病人根本不听或听不懂她的话,说急了,就会被病人打一巴掌、吐口水。有一次,她在给一个狂躁病人绑约束带的时候,手腕处被挣脱的病人咬得鲜血直流。 即便如此,她也从来不敢对病人发脾气,只能将怨气存在自己肚子里。 “说实话,我也有烦的时候,但当着病人和家属的面,就得笑脸相迎。精神病患者有时候特别敏感,你表情、眼神不对了都容易刺激到他们。”孙婧媛说她回到家后经常一句话都不想说,有时候到婆婆家里吃饭她也不说话。不是跟老人关系不好,而是糟糕的心情让她一说话就想吵架,她怕老人生气。但回到自己家后,她常常会跟老公来一顿高分贝的“无理取闹”。 “没办法,我需要宣泄一下。”孙婧媛说。 而她丈夫有时开玩笑抱怨说:“我觉得你对待患者比对待我好多了。” 剔骨尖刀扎出的伤疤 现在,不管夏天的天气有多热,綦若轩在母亲面前都不敢光膀子,总是穿着一件背心。每次要换背心的时候,他都要到母亲看不到的地方去换——在他的左肋处,有一道不想让母亲看到的伤疤,那是被一个病人用剔骨尖刀扎伤的。 “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在家里发病了。家属弄不了他,跑到医院跪在地上求院里派人去把他接来。我带着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去接他,上楼时我发现门口堆了一盆羊肉串的铁钎子,那时我就预感不好,跟我去的那个大学生要去拉门,被我拽回来了,但就在这时门开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把剔骨刀就扎进我的左肋了。” 在别人看来,綦若轩的腹膜没有被扎穿是不幸中的万幸,捡回了一条命。但在綦若轩看来,最万幸的是他把那个上去拉门的大学生给拽了回来。“要是他上去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还是这个病人,不久后在另一家医院的医生来接他去住院的时候,当场杀死了那名大夫。 一直到现在,綦若轩都不敢告诉家里老人自己受伤的事儿。 “干这一行,有时连找对象都难。”綦若轩说。 在綦若轩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给他介绍过对象。但一听说他是精神病科的医生,有的姑娘就不来跟他见面了。后来,介绍人就说他是专科医院的大夫。“时间长了,人家总要问你是‘哪个专科’的大夫啊,这就瞒不住了。”说了实话之后,綦若轩发现,下次再约会就悄无声息了。 “到这些年才稍微好了些,人们听说我是精神病专科的大夫不再躲着了。”綦若轩说,随着国家的重视和人们观念的改变,精神病科的医生护士不再像从前那样受歧视了。 “国家会越来越重视精神科工作的” “你姓白,你是精神病院的大夫,我认识你。你人不错,我今天不骂你。” “你认错了,我不姓白。” 其实她姓白,她叫白玉霞,2004年就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放射线科退休了。 白大夫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和我的同事们比,我的压力是最小的,我在的放射线科简直就是我们医院的‘天堂’。” 2003年,就是在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当白大夫给病人摆好姿势,正要回操作室操作时,被病人拿着拍片用的暗盒砸了个正着。 “我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后满脸都是血。”白大夫说,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地上一顿大哭——就像30年前一样。 1973年春节,刚参加工作一年的白玉霞去收发室取报纸,忽然听到有人喊病人跑了。她回头一看,一个比她高出一头多的女病人迎面跑来。白玉霞连想都没想就冲上去要抱住这个患者,结果迎来的是患者的一记拳头。 “当时一下子打在我的胸口上,我有将近一分钟都没上来气。气没上来,我的眼泪先下来了。”白玉霞回忆说,当时她也是坐在地上一顿大哭。哭完后起身发现,屁股底下坐的冰都化了。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白玉霞有了一个“怪癖”,不能容忍别人在她身后走。 “曾经有一次我进病房,一个病人从门框上跳下来把我压趴在地上,骑到我身上敲我的脑袋。所以,我特别害怕别人在我后面。”白玉霞说,后来她就长了个“心眼”,开病房门后先问一声有没有人。但就是这样也有保不准的时候,一次,她刚打开病房门,还没开口问,一个女患者从门后冲出来给了她一个大嘴巴。 2004年,因为身体的原因,白玉霞提前从医院退休,本以为从此不必再担惊受怕了,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她新买的房子附近竟然住了两位曾经的患者。有一天,当她抱着小孙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一个病人认出了她并问她是不是姓白,她赶紧否认。还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一个病人一边高喊着“白大夫”一边向她跑过来,吓得她赶紧找个角落躲了起来。 退休这些年,白玉霞时常会想起过去上班时的一幕幕:1971年刚毕业时被分配到这所医院,报到那天看着满院子的精神病患者不敢进门,她在大门口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第一次进病房,她吓得心怦怦乱跳;每次交接班时清点人数,紧张得都像打仗一样;值完夜班后的第二天早上交接班后,整个人几乎都要瘫倒在地上…… 但白玉霞最难忘的还是工作的第一天,医院里插满了红旗,墙上贴着“欢迎1971届毕业生来我院工作”的大标语。当天,院里还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欢迎37名新来的毕业生。 “那天,一位老师非常热情地对我们说:‘同学们,请大家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好的,国家会越来越重视我们精神科工作的’。”白玉霞说,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但直到现在,她才感觉30年前的美好希望在一点点实现。 就在今年的10月26日,经过27年的酝酿、磨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其中规定,全社会应当尊重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同时,应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因工致伤、致残、死亡的,其工伤待遇以及抚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白玉霞认为,这样的法规出台,是对她几十年辛苦付出的最大认可。(张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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