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江 摄
假药可能就在你身边。从口服剂到注射剂,从中草药到西药,从国产药到进口药,从日常用药到抗癌药物,假药都可能藏身其中。 涉案地域广,犯罪手法多,涵盖药品全,成为假药犯罪的综合特点。利用现代科技,从包材印制到原材料生产,再到药物成型、组合包装、物流运输以及销售渠道,假药制售分工精细并相对独立运作。 暴利驱使下,一些专业人士甚至正规医药公司也参与到假药行业。 调查发现,假药泛滥的背后是打击难度加大,同时也暴露出药品监管漏洞的存在。 今年11月上旬,山东济南警方通报了一起已告破的特大假药案,假药成分涉及249个品种近10万盒,涉案金额1400余万。 两个最初的报案人,一个在河北,一个在江苏。前者为患心脏病、糖尿病的老伴儿买药,3箱通心络胶囊、1箱拜唐苹,花了3万多,病情反而加重,一检查发现全是假药;江苏的报案人是个药店经理。 两人的共同点,都是根据“中国医药供求网”发布的信息,通过QQ与山东济南的货主联系的。 根据警方调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正成为假药销售的中枢环节。公安部经侦局知识产权处处长王志广介绍,其隐蔽性、再生性、蔓延性,远超以往,同时也给假药监管与打击增加了难度。 网络成假药“天堂” 网络成为假药销售新媒介,一些假药贩子为扩大销路,花巨资投入网络搜索引擎竞价 点击进入“中国医药供求网”,各种药品供应、求购的广告琳琅满目,发布者会在显著位置留下手机号、QQ号。 王志广所在的公安部经侦局知识产权处,总结有一份“假药犯罪内部报告”。报告认为,“建网页+聊QQ+交物流+收汇款(或物流代收)”,已成为网络假药犯罪活动的基本模式。 济南特大假药案的主犯,没有销售药品许可证,但他于2008年初至2011年4月,在“中国医药供求网”、“宸源医药信息交流中心”等网页上,以济南恒丰伟业医药公司名义,刊登广告招揽生意。 上述调研报告介绍,除犯罪分子自设的网站外,“58同城”等生活网站、“马可波罗”等供销网站、“中国化工网”等行业网站、“中华企业录”等企业黄页、“百度”等搜索引擎上,充斥着各种药品信息。 一些假药贩子为扩大销路,花巨资投入网络搜索引擎竞价。2010年,武汉警方破获一假药网站过程中,发现互联网成为假药销售的新媒介。假药通过互联网的搜索竞价排名,完成最关键销售环节。 央视曾曝光其利益链,网络竞价投入,差不多占去假药利润的四分之三。以武汉破获的假药案中奥瑞希纳为例,售假者以每盒32元购入,快递费每盒20元,代收货款者提成13元到33元不等,交给百度公司的竞价推广费约495元,最终售价每盒660元,净赚约90元。 王志广认为,这种通过网络销售的犯罪组织形式,使得犯罪活动隐蔽性更强,难以被发现、查证,而且执法部门打掉一个环节,其他不法分子就会迅速在网上搜寻到其他对象补上,难以根除。 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德清,总结济南特大假药案时也提出,网络给推销假药带来极大方便,信息海量发布、联络隐蔽简单,追查生产、销售源头更加困难。 部分药店参与售假 在一起假药案中,在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中等城市,发现全市有120家药店卖假药 2011年7月20日,浙江金华警方对出租车的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一名安徽籍乘客携带有大包药盒。这名李姓男子的包里,装满进口和国产抗肿瘤“贵重药”,但全是空药盒,有说明书没药。 “空药盒大多收购自金华的三甲医院。”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高峰披露,正牌药品使用完后,包装盒、说明书被保存下来,从医院内部流出,最贵的一种进口药药盒,空药盒回收价一个就达3000元。 金华警方将李姓男子列为侦控对象。跟踪发现,主要由安徽籍人员收购空药盒,有专人接收,最终流向北京,再由黑龙江籍人员灌装、勾兑、改批号,“药品”销往全国。 警方掌握的线索,仅浙江金华一案,便涉及浙江、山东、广东、上海、河北等23个省市区,347名嫌疑人。 据介绍,跨区域完成回收、生产、销售流程,网络纵横交错,成为近年制假活动的特征。纵览近年警方破获的多起重特大制售假药案,涉案人员少则数十,多则上百,牵扯省份20个上下。 在假药销售网络中,药店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哈尔滨一个团伙制售假药案中,警方跟踪发现,与假药团伙有业务往来的药店,“触目惊心”。 售假团伙从河南郑州、浙江温州等地购进成品假药,再向本省以及辽宁、内蒙古、吉林等地3700余家药店销售,平均一个省超过900家药店涉“假”。 “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少销售假药的药店,确切数据,警方并不掌握。”公安部经侦局知识产权处处长王志广说,曾经侦破的一个假药案,在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中等城市,全市发现120家药店卖假药。 除了药店,中西部地区、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的保健品店、私人诊所,亦成为假药重灾区。 今年7月,江苏徐州沛县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假药案,涉及30多种药品。警方发现,主犯刘某夫妇频繁从洛阳等地购买假药,销往徐州及山东枣庄等地的50多个乡镇药店和诊所。 在江苏、湖北等一些省市,假药甚至通过“调包”、“以假换真”等蒙骗方式,进入了监管相对完善的各类医院。在湖北武汉,专调包贵重药的骗子,被当地媒体形容为“职业钓药人”。 此外,还有常见的“义诊”活动,“专家”推销假药,北京、上海、浙江、新疆等地,都曾发生过类似案件,并造成严重后果。其中2009年新疆假药致死事件轰动一时。假药贩子以“中国慢性病康复协会”名义讲课、诊疗糖尿病,“免费检测血糖”,暗地销售“糖脂宁胶囊”,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协会。 “偏爱”名贵进口药 抗癌、抗肿瘤药物被假冒,利润高之外,还有一原因是家属不会怀疑药物有假只会认为病情恶化 在前述山东济南假药案和浙江金华假药案中,一个共同点是,假药针对的都是国际知名药企,如德国拜耳、英国阿斯利康、美国辉瑞等跨国医药公司,造假药品以抗癌、抗肿瘤、治疗心血管类进口处方药为主。 济南假药案查缴的假药,包括贝他乐克、尼福达、洛汀新、波立维等药品,涉及十余家外资药企和一百余家国内知名药企的249个品种,300余批次10万余盒药。其中,价格1万元以上的4种,1万至1千元间的24种。 以波利维为例,这款预防血栓的药品市场价约130元每盒,网上假药售价100元,略低,“这样消费者可能更会信以为真,很难察觉药是假的。”济南药检所工作人员介绍。 抗癌、抗肿瘤等名贵进口药被假冒,除利润高外,据介绍,假药行业还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买这种药的人,大多数身患重病,早晚都得死,家属并不清楚死亡是否与假药有关。” “尤其癌症患者,吃了假药病情恶化,有时家属会认为是癌症控制不住了,不会怀疑药物的真假。”济南市药检所的工作人员说。 除进口药外,也有造假者假冒中药处方药,河南焦作的一起假药案中,杨某等人2008年开始,专门假冒“生产”北京同仁堂、红花药业等企业的金鸡胶囊、红花片、千金片等药品。 今年7月,徐州沛县警方破获的特大假药案中,查获的药品里有“日常用药”,如妇炎洁、健胃消食片、云南白药、达克宁、地奥心血康、吗丁啉。 此外,壮阳药也是造假种类的一大分支。 制假售假的动机无疑是暴利。济南假药案查获的假药中,价格最贵的是注射用曲妥珠单抗(440毫克),据警方介绍,假药成本不过百元,市场价24500元每瓶。 浙江的一起案件中,一瓶假“舒筋健腰丸”成本3元,流入市场后可达50元;河南一起制售假药案中,“吗丁啉”成本1元,流入市场后15元。 王志广介绍,利润率最高的,还是壮阳类假药,一粒假“万艾可”出厂价0.3元,进入市场后可达100元,差不多翻了330倍。 成分多为淀粉 当前假药多以淀粉、玉米粉为主要原料,为有“疗效”,甚至添加有毒、有害物质 在济南11月宣布破获的假药案中,济南药检所检验了假药,发现主要成分是淀粉、钙类,无一点药效。药检所工作人员说,“假药吃了不但没有效果,还会贻误病情。” 警方介绍,当前假药多以淀粉、玉米粉为主要原料,为使假药重量更像真药,添加滑石粉、饲料、铁粉,为降低成本,则少加甚至不含有效成分,为尽快起到“疗效”,甚至添加有毒、有害物质。 “假药的形式很多,有用国产药假冒进口药的,有用过期药冒充合格药的,甚至有的根本没药效。这些假药吃了什么效果呢?可能疼的人不疼了,因为假药添加安眠药、激素、镇定剂。”医学专家介绍,但造成的后果不容小视,“有些小瘦脸变娃娃脸,细腰变水牛腰。” 据警方介绍,一些生产“治疗”白血病、癌症等假药的窝点,没有任何生产药品所需的净化、消毒措施,原料为化工原料。 浙江今年上半年破获的一起制售假药案件中,主犯曾供述:“我告诉他们(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警方捣毁制假窝点时,发现储存的假药已生出厚厚的霉斑。 2009年1月,新疆假药“糖脂宁胶囊”吃死人事件曾引发全国关注。造假者密谋生产“加西药成分,吃一粒就见效”的糖尿病药品,在药品中加入大剂量格列苯脲等成分,而大剂量服用会出现低血糖甚至危及生命。 正规药厂涉足其中 杭州市破获的特大假药案件中,主犯丁某系医学博士,同案犯另两人均为医药公司人员 近年来警方查办的假药案件中,一些具有医药、化工等技术背景或药企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染指其中,成为新的特点。 2010年6月,杭州市宣布破获新中国成立以来杭州最大的生产、经营假药案件,涉案金额3000万元。根据媒体报道,主犯丁某原任杭州某生物医药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他从上海购买了假药原料,组织人在地下窝点加工仿制了多家国外知名药厂的抗癌药品,在互联网上销售,称是印度、秘鲁等国生产的药品。 丁某系美籍医学博士,同案胡某系一家医药科技公司员工,高某系世界著名医药公司美国礼来公司的员工。 此外,也有正规药厂、化工厂、医药公司从事假药犯罪活动。警方发现河北、湖北等地多家药厂直接从事制售假药犯罪活动。而在上海一起制售假药案中,一家药企为主犯汪某研制配方,6家化工厂为其生产药粉。 警方介绍,假药生产流程被分解为若干环节,从包材印制到原材料生产再到压片成型、组合包装、物流运输环节,各地不法分子独立运作,按需勾结,共同组成完整的生产链条和庞大的违法产业,使得介入“药品行业”变得十分简单。 辽宁一起制售假药案中,犯罪嫌疑人供述,“卖这个(假药)和卖一般东西没区别,只要注意避开检查就行。” “我在去年10月左右找了3个老乡帮忙,但是一两个月之后,他们就知道怎么干,另立门户了;后来他们找的老乡也出去单干,现在在这里当‘老板’的老乡,可能有几十个了。”浙江一起假药案的主犯张某曾自述,假药领域门槛低。 交易会成假药串联 药品交易会,甚至被戏称“假药交易会”,假药制售者从中串联生意 在药品生产、销售和流通领域,监管问题一直被诟病。 在药品生产上,一些药厂承接假药“来料加工”,一些非法窝点、“地下药厂”几乎完全脱离控制。多名犯罪嫌疑人向警方反映,“干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管过我们”,甚至“买药的人要求退货,政府还帮我们调解过,也没处罚”。 在药品销售上,一些医药公司竞标成功后,医药采购人员收受贿赂、“回扣”后采购假药,甚至医药公司自身购买假药。 在展会管理上,许多药品交易会、保健品交易会疏于监管,不法分子混迹其中散发名片传单,串联假药生意。辽宁、河南等地侦破的多起案件中,不法分子均在药品交易会上结识。 药品交易会,甚至被戏称为“假药交易会”,假药从中唱了邪戏。 今年9月底,上海市民张某因制售假冒“伟哥”获刑,他讲述,正是一次性保健品交易会上,他偶然得到一本产品说明书,详细描述了生产工艺及制作流程,带他走上了假冒“伟哥”之路。 此外,相关法律还存在空白、模糊地带。对于化工厂生产药品原材料,许多保健品含有药物成分,甚至标称疗效,应如何管理和处罚,地方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均反映缺乏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奋飞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假药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刑法修正案(八)解决了制售假药入刑门槛过高的问题,但对于假药犯罪致死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未作出相应司法解释。 另外,使用假药延误病情导致身体严重危害甚至死亡,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对应。李奋飞认为可适当修改刑法相关适用条件,在什么是假药和劣药的区分及治罪上给出明确解释。 有关法律专家指出,刑法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起刑点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危害相比显属畸轻,加之实践中,又多适用轻刑、缓刑甚至仅适用罚金,难以起到惩戒震慑作用。 也因此,据办案民警转述,制售假药行内甚至盛传,“有贩毒的利润,无贩毒的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认为,假药屡打不绝,与行业门槛低、技术要求低、资本要求低等多因素密不可分,结合网络、游商、小广告等新特点,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监管上,应创新打击方式,摧毁假药完整链条,增加犯罪成本和“入行”难度。 此外,曲新久建议,政府监管可提高信息共享力度,药品企业则可从生产技术上加大防伪力度,例如针对包材回收严重的药品,将包装改为一次性,加大假药生产环节和成本。 我告诉他们(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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