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像霹雳一样把我震了一下。他向我指示了藏医学的深宅大院，也让我对民族医药敬畏了一辈子。”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诸国本回忆道。

　　1978年起诸国本在青海省卫生厅工作；1986年调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都分管过民族医药；1997至2010年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更是致力于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学术发展。作为一名老中医药人和4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见证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医药经历的风风雨雨。

　　“两个医药宝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诸国本说，民族医学和中医学同属传统医学，但两者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原则区别，即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医学体系不同和医技方药不同。这些基本区别还因各个民族医学的具体特点而更有显著性差异。所以说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在学术上是平等相待的的姐妹，在工作上是合作共事的同仁，在政策上是患难与共的伙伴。

　　诸国本常说，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民族医学也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就是我的“两个宝库”论。这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反映。他对记者说，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医药创造和医药积累，为本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过贡献。但迄今为止，民族医药资源的现实存量是不平衡的，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上有民族文字的民族，他们有医学文献，因而也有医学理论的梳理和医学体系的表述，有代表性的医学经典著作，如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以及彝、朝、哈萨克医学等。另一类是历史上无文字的民族，他们的传统医药散在民间，是一种不以旁人是否认可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近30来，经过发掘整理，用汉文表述了它的医技和草药、理论和实践、现状和历史，如壮医学、苗医学、瑶医学、土家医学、侗医学、羌医学、畲医学等。

　　民族医药发展的三个时期

　　诸国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民族医药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民族医药的自发存在和逐步边缘化时期。在这个阶段，广大农村和民族地区都比较贫困，西医力量不足，卫生行政管理“鞭长莫及”，民族医药大量存在。1951年12月1日实施的《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指出，“对于用草药土方治病之民族医，应尽量团结与提高”。此时的民族医药尚可生存与回旋。只是卫生部门的主导思想是发展西医，民族医药的阵地日益萎缩，队伍渐见凋疲。

　　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七大召开，是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基础建设时期。1984年9月，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揭开了民族医药发掘整理和发展建设的序幕。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民族地区普遍开展了民族医药的文献整理和口承医学的发掘整理工作。对较有基础的藏、蒙、维医学，加强了医疗、教学、科研的基础建设。各民族自治区、州、县陆续成立了民族医院，现代民族医药高等教育开始起步。1983年夏天，诸国本和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蔡景峰先生一道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学习了全国各民族地区汇总来的大量民族医药资料，使他对全国的民族医药有了全面了解。会后他在卫生部中医司支持下，先后编集了两册《中国的民族医学》小册子，留下了一批珍贵历史资料。第一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召开后，大约每10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一次；1995年第二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2006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会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1个部委局联合发出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相当长时期内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方针和任务。

　　第三个时期，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开始，是民族医药事业大力发展和内涵建设深化时期。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表。《决定》指出，“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次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时，胡锦涛在报告中重申了“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方针。此后，温家宝在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诸国本认为，这是在“中西医并重”的同时，党和国家把民族医药和中医药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予以大力扶持，必将打开新时期民族医药发展的新局面。

　　民族医药发掘整理结硕果

　　诸国本说，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可分两个部分，一是文献整理，二是口述整理。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整理医药典籍的传统。但民族医药典籍的整理，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和困难。中国各少数民族医药发展不平衡和专业人员不足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国家在整理民族医药典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藏医学经典著作《四部医典》除原版整理以外，还出版了3个汉译本。

　　据粗略统计，目前已有30多个民族的口头医学留下了文字资料。“十五”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献整理研究专项，先后对藏、蒙古、维吾尔、傣、壮、回等19个民族的83种医药文献及口述资料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内容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史、基础理论、临床医学、药物方剂各个方面。综合性本草巨著《中华本草》分别出版了五个“民族药卷”。2002年出版了“藏药卷”，2004年出版了“蒙药卷”，2005出版了“维吾尔药卷”、“傣药卷”和贵州编写的《苗药卷》。

　　民族医药事业初具规模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统计，至2009年底，全国有民族医医院191个，实有床位10303张，工作人员总数11316人，其中执业医师3636人，执业助理医师800人，民间的民族医药机构和人员尚未统计在内。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推进民族医医院基础条件建设和加强重点民族医院内涵建设，发挥民族医药在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中的优势与作用。民族医药的科研加强了主体研究，“民族医药发展的关键技术研究”列入科技部科研项目，“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及适宜技术筛选推广”列入国家公共卫生专项资金项目。

　　“中国民族药企业可以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全国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时期。为了满足藏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1964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藏医院扩建藏药厂，同时派专人到北京同仁堂学习先进的制药技术。”诸国本说，“改革开放后，民族药企业开始摆脱小作坊式的手工生产，逐渐向现代药企业转型。1982年，由中国药材公司筹划并投资，在内蒙古通辽建立了第一个现代蒙药厂。1996年，由江苏省投资近7000万元在拉萨援建了现代化的西藏自治区藏药厂（今西藏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传统藏药进入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标志。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形势鼓舞下，一批民营的民族医药苗药、蒙药、维药、彝药、傣药等6个民族的民族药。

　　诸国本说，尽管我从事和关注民族医药工作40余年，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医药专家。因为我不懂任何一种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字，没有任何一种民族医药的临床实践经验。我仅仅是在民族医药的某些共性问题和政策问题方面做了一些研究。目前，我最关心的还是民族医药队伍的保护、培养和准入问题。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在采访过程中，诸国本不止一次对记者说，自己是一个“复诊病人”。多年来他在民族医药方面发表过不少意见，可能喊得有人心烦。然而病人有一心求医的毅力，也希望医生有不厌其烦的耐心，但愿药到病除，无人呻吟，岂不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