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论述建党乃至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时，往往冠之以“运动反腐”，而忽视对“制度反腐”因素的挖掘与研究。其实早在建党初期，我们党就相当重视发挥制度控制腐败的功能，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对纪律和监督做了明确的规定；1932年颁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对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犯罪行为的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为红色政权反腐倡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一系列反腐倡廉制度的奠基者，制定了一系列包括惩治和预防腐败功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并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为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化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胡锦涛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角度，高瞻远瞩，以前所未有的坚定、鲜明、精确语言，强调突出抓好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四大制度建设。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仅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而且为新形势下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史90年见证制度反腐风云，中国共产党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继承与创新，经历了从注重专项监督向着眼全局和长远、从注意腐败结果治理向标本兼治、从依靠单纯经验导向到探寻科学理论指导的转变，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更加清晰，制度防腐的作用日益彰显。重温党史，以史为镜；放眼未来，信心倍增。伴着九十载丰硕成果和经验，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反腐倡廉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