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新医改”尘埃落定，全国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以降低药价，基本药物的采购、销售等都有了一系列新规定，生产企业需要统一招标确定，同时，对于基本药物的价格，政府也出台了招标指导价。去年12月31日，我省在37个县、市（地区）试点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然而，刘宝林发现：和现行价格相比，部分药物的政府指导价有些偏高。

　　刘宝林说，头孢呋辛拉还不算招标价最高的，“还有价格相差十几倍的品种。”刘宝林称，他们所经营的药品有七成以上都在基本药物目录里，集团统计了这些药品的政府招标价与现进价，发现3000多个品规、9成基本药物的招标价比市场价还要高，只有一成药物的招标低于市场价。

　　刘宝林坦言，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打进价差的主意。有人甚至跟他谈判，在8.85元的中标价和1.78元的进价之间“做文章”。“我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不然药价会一片混乱。”

　　省卫生厅：　招标价只是一个参考价

　　对于基本药物的招标价和进价的悬殊问题，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物价部门在确定招标价的时候不可能完全考虑到所有情况，同一品种、规格的药品也有厂家之分，当然质量也会有差别，基本药物主要是价廉质高的产品。

　　但是招标价并非进价，也不是说，招标价多少医院就要以这个价格购进，因为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目的就是降低药价，而非抬高药价，这显然不现实，招标价只是一个参考价，目的是价格往下降，降到医院可承受的价格为止。

　　◆分析 便宜药进不了大医院

　　加成致药价虚高

　　为何政府在不停降低药价，老百姓觉得看病贵却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刘宝林分析，药价虚高的原因还在于加成机制。

　　按规定，大医院进药之后，最多只能加成15%，同济、协和、人民医院的负责人坦言，除去各种损耗，医院在药品上的利润基本控制在13%左右。而尽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平均加成达到了46.9%，药价仍然比大医院低。“还是顺加政策的作用。”刘宝林在提案中分析，顺加政策带来的后果就是，医院宁愿进贵药也不进便宜药，因为顺加15%只有基数越高，利润才会越高。他举例，如果大医院以1.78元的进价进了头孢呋辛拉，那即使顺加15%，也只能卖2.1元，利润空间变得很小。

　　刘宝林认为，在顺价加价之前，医院在最高价的限制下，可以通过与供货商的谈判，压低进货价格，以获得较大的差价空间弥补医院运营经费的不足，此时医生个人收受回扣是会受到院方的严厉打压的，因为收受回扣损害了医院的利益；顺价加价之后，医院和供货方会共同抬高进货价格，因为价格越高，医院获利越多，这就是药品招标、越招越高的原因。

　　◆建议　政府定个最高限价动态监管

　　采购差额归医院所得，政府以实际进价定期调整

　　既然加成导致药价虚高，那是否可实行零差率政策？刘宝林认为，零差率、差别加价政策也是“抱薪救火”，因为零差率也需要政府对医疗机构实行补贴，最终补贴多少还得和药品销售的总价挂钩，这样医院还是会尽量地多用药、多用高价药。差别加价也一样，因为医院、医生和药商从低加价率的高价药那里获得的绝对利益远远高于高加价率的低价药。

　　“这种政策的最大问题在于把医院理应获得的‘明扣’和不应获得的‘暗扣’混淆在一起，把医院该赚的钱和医生不该拿的回扣混淆在一起，把监管对象由易于掌控的少数院长变成了难以顾及的整个医生群体，逼迫并保护卖药的药商、开方的医生和监管处方的院长组成战略同盟，合谋抬高药价。在保证医院在明处应该获得的合理差价的同时，也保护了医生在暗处不该拿的回扣，当然还包括寄生在药价虚高利益链上的科室主任、药剂科主任，还有医药代表、招标中介机构等。”

　　刘宝林认为，药价虚高并非来自环节过多和所谓的环环克扣。他举例说，目前我省选择的政府统一配送的25家企业不可能完全覆盖我省所有地区，特别有一些偏远地区，这25家企业有去不了的，因配送增加的成本肯定要加在药价上，而其余的600家药品商业配送企业虽然没有进入政府统一配送名单，但可低成本配送，因此要因地制宜。

　　刘宝林建议，政府制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限价，应作为医院销售和医保报销的基准价，医院零售价格不得高于此价格，采购药品时医院和供应商进行议价，具体采购价和最高零售价间的价差归医院所得。

　　同时，政府一定要对药品价格实行动态监管，定期进行价格调整。医院采用政府提供的信息管理平台，可以显示医院的实际采购价格和进货渠道，以此作为调价依据。政府严格监督基本药物的质量、采购和使用、医疗机构处方行为等，严查商业贿赂，对违规行为进行重罚，这样可以打破供货商和医疗机构的利益联盟，药品购销将走向规范，政府调整价格依据性更强、定价更合理，政府监管重点突出，也更有效，药品质量安全更有保障。本报记者胡梦

　　◆他山之石　日本政府限价并监管药价降了2/3

　　刘宝林介绍，以前邻国日本也是实行顺价加价15%的政策，结果引发医疗机构的“高价药品偏好”，很快他们就改变了策略，采取自行购进，政府只管最高限价的模式，结果医疗用药品的平均进销差价率从1986年的23%下降到2004年的6.3%。药价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而日本也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世界人均药品费用最低、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同时，日本的药品生产企业也从几千家集中为几十家，药品批发配送企业也从以前的1300多家集中为现在的100多家。

　　日本的政府出台一个最高限价，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如果调查结果发现定价过高则会调低限制，这样一来，医院也有足够的空间获得运行经费，患者也明显感觉到价格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