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现在那些被过度呵护的孩子们，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韩小红总是很感慨，家里三个孩子她排行老二，当时工作繁忙的父母根本抽不出时间给予自己和姐姐弟弟更多关注，她认为这是这代人骨子里独立性较强的主要原因。
      虽然韩小红的父母都是6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但20多年来他们的工资没有变化，这让姐姐在上大学时稍显艰苦。到了80年代中后期，父母终于赶上涨工资，1985年考上大学的韩小红每月拿着家里给自己的生活费，已经足够满足自己吃饭、买书买衣服的需求，她的校园生活也因此过得很宽松。90年代初，弟弟也如父母所愿考上大学。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国家对大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均实行免费制。
      80年代出国潮席卷中国，当时身在大连医学院念本科的韩小红对此深有体会。听师哥师姐讲述“走出去”之后的生活，似乎那是改变命运的最快方式。于是专业课上开始出现捧着GRE词汇书，埋头疯狂背单词的学生。出国成了许多人削尖脑袋想要办到的一件事。
      但韩小红显得有点另类，她觉得生活不应该强求，尽管同样好奇国外的生活，但靠乏味的背单词争取出国留学显然不是她决定选择的那条路。1990年，学了五年医科毕业后的韩小红进入沈阳军区总医院肿瘤科。
      因住房三姐弟当年难团聚
      对于自己性格中的独立成分，韩小红认为这与过去的居住环境有很大关系，那是她童年时代最深的记忆。当时，全家五口人只拥有一间屋子，狭小的生活空间让妈妈决定将弟弟暂时送到奶奶家。为了节省空间，大人在屋里立起一道隔拉门，韩小红和姐姐每晚就睡在里面的双层床上，床铺下堆放着粮食。许多年之后，韩小红在家庭聚会上还经常听父母提起当年的趣事：如果早上发现粮食湿了，那么一定是昨晚睡在下铺的孩子尿床了。
      尽管后来父母分了房子，但对于五口人来说，7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还是显得太过拥挤，其中最小的一间才6平方米。好在没几年，考上大学的姐姐便开始了住校生活。家里的空间宽松起来，而当韩小红准备进入大连医学院，开始大学学习时，姐姐已经上班工作。尽管所在的学校就在自己居住的城市，但她仍把自己的东西一趟又一趟从家搬到学校宿舍，方便已经毕业的姐姐和弟弟居住。虽然周末也会回家，但此后她几乎没在家住过。就这样，韩家三姐弟因为房子问题，总会有一个不在家。而随着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让家人的“被迫式分离”成为了历史。
     如今住在6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韩小红觉得这是小时候和一家人挤在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时没想过的，而一直在医药系统工作的父母也没想到女儿能在北京拥有自己的事业。就连韩小红自己也觉得初来乍到时对北京的确没什么感情，那时不允许外地户口的人在北京买房，她便和丈夫借了一个北京人的身份证，买了位于南四环的一套房子。慢慢地，她对这里有了归属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只要努力，就会有机会。
      人吃苦的潜力其实非常大
      1994年，已经在沈阳军区总医院工作了4年的韩小红脱掉白大褂，来到北京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尽管学习的压力照旧，但物质的生活已从本科时期的100多元生活费上升到四五百元。食堂不再是大家选择吃饭的惟一地点，三五个同学结伴去饭馆边吃边聊，轮流请客成了很平常的事，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于AA制还不习惯或者是说不好意思。对于学习了一天的学生来说，逛逛校门口的服装地摊，参加一场学生会组织的舞会都是不错的选择。此时，韩小红身边的同学仍在一个又一个地收拾行囊，飞赴心中那个向往已久的陌生国度。
      1997年，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学历，韩小红进入解放军总医院，成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再次穿上白大褂，她对于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变化感受颇多，记得自己大学毕业时刚进入肿瘤内科时，面对病人她完全蒙了：药倒是有，但具体怎么治，学校没具体教啊！那时肿瘤科刚刚兴起，医务人员也都是从其他科室调来的，每天晚上大家翻译国外资料，第二天再拿出治疗方案一起讨论。7年后，国内在这一领域的进展已经很快，国际交流也十分频繁。韩小红回忆，那时候这个领域的人都信心十足，许多人都曾心潮澎湃地表示：20年内肿瘤疾病将被攻破。
      学生时代并未强迫自己留学，但机会就是这样顺其自然。在去德国做三个月访问学者后，韩小红申请到了在海德堡大学攻读医学博士的机会。而回国后，她要从医院辞职办体检的消息却让父母觉得不靠谱。
     但童年时养成的独立性格让她觉得只要坚定信念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现在回想起来，韩小红觉得在生活中的每一条道路都很曲折，而人吃苦的潜能也是巨大的，许多人在中途因为走不下去而被淘汰或者重新选择，而自己则总是沿着最苦的一条路往下奔波。
     现在，她几乎把工作看做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因为这个时代给予了自己广阔的市场和无限机会，她需要紧紧地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