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在张生瑜的MSN签名中，记者仍能看到“笑笑，没有解决不了的事”这样乐观的话语。与之相对的却是，在他略有些佝偻的身躯上，曾肩负着同仁堂这个老字号国企市场化变革的重担。 　　在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和上市部主任杨华发来的唁电中，这样写道——“他的去世……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损失。”而这个损失对于同仁堂来说，也是巨大的。尚在进行中的营销体制变革和公司内部治理，也不容停滞。 　　“在怎样有效利用企业各项资源上，张总做到了最好。但制度的存在，使得公司不会因为个人的缺席而影响公司正常运行。未来两三年内，同仁堂会承续公司决策层所规划的道路，稳定调整，以夯实公司经营基础。”同仁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资本少帅“壮志未酬” 　　“现在每次出办公室，总会不由自主回头看一下。”到现在，贾泽涛仍不敢相信这一事实。 　　贾泽涛是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秘，从2000年1月到同仁堂股份证券部上班，到2002年时开始受时任证券部主任的张生瑜直接领导，贾泽涛与张生瑜共事至今有6年历史。在张生瑜升任董事长之后，她接任了董秘之职。 　　在同仁堂位于崇文门的老四合院里，同仁堂股份董事长的办公室与董秘办公室相隔很近。“现在他的办公室已经上锁、封存，等着家人来清理遗物。”7月25日下午，谈起张生瑜，贾泽涛仍语带恸声。在这座清朝旧宅里，雕栏玉砌虽在，斯人却已别去。 　　“人缘很好，工作卖命。”这是记者听到对张生瑜最多的评价。在7月24日张生瑜的追悼会上，除了不时见到相拥而泣的巾帼女性之外，就连不少以雷厉风行著称的上市公司掌门人也在暗自垂泪。 　　记者事后了解到，当日前来吊唁的包括北京市属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董秘，证监会、证监局、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私募基金、银行、券商等业务客户，有400多名各界人士前来为他送行。 　　“来到这里的都是他的朋友。”一位前来吊唁的上市公司董秘说。 　　作为他的朋友，几乎每个参加追悼会的人都能讲出一段有关于张生瑜的故事。与他私交颇深的大恒科技董秘严宏深回忆，去年底他与张生瑜一起到日本北海道，当地翻译是一个从大连来的男孩，无意中诉说了在日本生活的压力。于是一路上，生瑜不断地以自己的经历来劝导他，鼓励他树立信心，坚持奋斗。临走时还把身上的余钱都给了男孩，让他补助一下家人。 　　“他去世后，外界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应该说这些评价一点都不为过。”贾泽涛告诉记者，无论为人还是工作，他都是一个值得人尊重的人。 　　有研硅股副总兼董秘陶森在1999年时和张生瑜参加的同一期董秘培训班。他告诉记者：“同仁堂上市早于我们，我经常向他咨询证券事务，从公司治理到公告刊发等等。他有香港内地两地资本运作经验，对财务和法律精通，而且天性好学，钻得很深。我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地指导和解释，使我受益匪浅。” 　　正缘于对资本市场的了解和对制度的良好把握，张生瑜在担任同仁堂职务的同时，还担任了紫光股份和顺鑫农业的独立董事。 　　“我们想借助他给公司的重大决策给予指导性的意见。”紫光股份副总兼董秘齐联和顺鑫农业副总兼董秘田建国告诉记者。就任独董后，张生瑜曾分别到两家公司开过两次会议。但张生瑜的突然离世，使得尚未有机会发挥独董职能，这一结果让两公司非常遗憾。 　　“最成功的董秘” 　　在同行眼中，董秘是张生瑜做得最成功的职务之一。从2000年3月担任同仁堂科技董秘，到同仁堂股份董秘，直到2007年3月卸任，在张生瑜短短39年的生命中，董秘一职几乎占去他生命中1/5的时间。 　　“2000年我到同仁堂证券部时，他正在项目组忙着同仁堂科技的分拆上市工作，那时他已经是同仁堂系内的业务骨干了。”贾泽涛告诉记者。 　　1999年8月至2001年4月，张生瑜历任同仁堂发展办公室第一项目组副经理和同仁堂科技董秘，负责同仁堂科技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工作。 　　在此期间，同仁堂股份公司分拆出1亿元科技含量高的绩优资产，组建同仁堂科技公司，并在香港成功上市，募集2.4亿港元，成为全国首家，也是惟一一家使用同一国有资产进行二次融资并在境外上市的公司，这在业内被称为“同仁堂模式”。 　　此后，张生瑜相继担任了同仁堂股份证券部主任、董秘、副董事长、董事长，同仁堂科技董秘、副董事长，同仁堂集团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事业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