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抗药性，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许多人染上疟疾后，高烧、头痛、呕吐、惊厥、昏迷、抽搐、脑水肿，直至死亡。 　　此时，正在越南的美军因疟疾减员严重。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０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８０万人。受到同样问题困扰的越南方面则求助于中国。１９６７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启动日期是５月２３日，项目代号为“五二三”。全国６０多个单位的５００多名科研人员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 　　当年青蒿素类抗疟药最主要的发明人有提炼青蒿素的屠呦呦；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的李国桥；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并合成蒿甲醚的李英；率先研制复方蒿甲醚的周义清，以及魏振兴（已去世）、罗泽渊、刘旭、邓蓉仙（已去世）、滕翕和（已去世）…… 　　屠呦呦：率先提取出青蒿素 　　现已７６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是在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１日，由中医研究院任命为科研组长，参加“五二三”项目的。 　　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４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未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６４０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６８％，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其它科研单位汇集到“五二三”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１２％。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古代多部中医药典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屠呦呦重新把古代文献一本一本地细细翻查，发现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错了，她立即改进实验。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４日，屠呦呦观察到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１００％。 　　１９７２年３月８日，“五二三”项目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屠呦呦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１９７３年，云南地区青蒿结晶物的抗疟功效得到证实。“五二三”办公室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把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新药进行研发。 　　１９７９年，青蒿素获得国家发明奖。１９８６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说起往事，屠呦呦轻轻叹了口气：“在以往研制青蒿素的日日夜夜里，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也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因此失去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此后，这项由中国人发明的重要医药成果传遍世界各地，被西方各国竞相仿制，并被抢先占领市场。 　　李国桥：生死体验探索克疟捷径 　　７１岁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最先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能够治疗恶性疟疾。他研制的青蒿素复方ＣＶ８最先成为国家一线用药，他最先开发出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 　　在这一系列“最先”的背后，是李国桥４０年的抗疟经历。 　　１９６７年夏，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承担针刺治疗疟疾的研究任务。 　　在疫区，疟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震撼了李国桥。在云南梁河县一个只有２０多户人家的小寨子里，不仅每家都有疟疾病人，而且一个月里就死去８个病人。李国桥噙着眼泪，默默地为病人治疗。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生今世都要战胜疟疾。 　　为了探索治疗疟疾的捷径，李国桥让同事在自己身上试针。在多年的诊治实践中，李国桥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他开始寻求更加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１９７３年，他在云南收集到一种名叫“大发汗”的土药。为了尽快查验药效，李国桥决定亲自试服。不料，服药不久，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大汗淋漓，多亏抢救及时，方才脱险。 　　１９７４年，云南耿马县阿佤山南腊公社一个孕妇患了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李国桥和同事连夜出发，在高山密林中摸索前行，一路避开毒蛇、野熊。在路上，李国桥思索着，此前，只用青蒿素治愈过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这次是否可以尝试一下用青蒿素治疗治愈难度最大的孕妇脑型疟疾？李国桥做出了决断。２４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苏醒。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 　　勇者不惧，仁者无敌。１９８１年８月，李国桥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以体验病情变化。这是一次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事先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在他的感召下，９位同事也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中，仍记录着当年李国桥他们的亲身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 　　１９８２年８月，李国桥等人撰写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从此，青蒿素成为全球抗疟专家的关注焦点。１９９９年，他和同事们又研制出ＣＶ８抗疟用药。 　　这些年，李国桥频繁奔走于泰国、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等疟疾疫情严重的地区。２００３年，柬埔寨暴发恶性疟疾，李国桥带人进入疫情最为严重的石居省。他们用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以及自己独创的“灭源灭疟法”，很快就把当地儿童的疟原虫携带率从５５．８％降至５．３％。 　　２００６年，李国桥和同事们研制出世界首个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Ａｒｔｅｑｕｉｃｋ。这个新药不仅疗效快、治愈率高，而且只需两天疗程，每天服药１片，价格仅为同类药物一半。 　　李英：破译青蒿素“密码”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８岁的李英被告知参与“五二三”项目。 　　１９７２年，李英接受了青蒿素分子结构改造的任务。“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胆子真大。”回忆往事，６８岁的李英颇多感慨。 　　１９７５年４月，李英参加“全国‘五二三’中医中药座谈会”。会上，一位代表报告说，在另一抗疟成分鹰爪素里，发现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李英听后受到启发：青蒿素会不会也含有过氧基团？实验结果证实了青蒿素也含有过氧基团。不久，青蒿素的结构式得以测定。经过各种药理试验，合成了蒿甲醚等系列化合物。蒿甲醚不但抗疟效果高于青蒿素，而且油溶性很大，可以制成针剂，对抢救危重疟疾病人非常有利。李英就这样完成了领导下达给她的任务，也为日后他人研制更加高效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期间，科研单位的工作受到冲击和影响，但李英是幸运的。李英回忆说：“当时，‘文革’对我们承担的‘秘密军事任务’干扰不多，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出来了。” 　　自从将青蒿素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并合成蒿甲醚后，李英深深地迷恋上了青蒿素，至今仍在继续致力于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与开发。 　　李英合成的蒿甲醚，在１９８７年被批准为抗疟药后，１９９６年又被批准为血吸虫预防药。她和同事还发现，这类化合物除了能治疗寄生虫病外，还有免疫抑制的作用，有望用于红斑狼疮、类风湿等的治疗。最近，在研究青蒿素类化合物抗肿瘤活性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 　　周义清：让中国“神药”获国际专利 　　周义清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副所长。上世纪６０年代，越南战争中美越双方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周义清和其他专家奔赴越南战场，考察军务工作。周义清看到，交战双方因为疟疾死亡的人数，一度占到伤亡总数的九成。 　　回国后，周义清和专家们给中央写了考察报告。不久，国家启动了“五二三”项目。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周义清的同事邓蓉仙、滕翕和等人开发了本芴醇。但周义清则在思考青蒿素、蒿甲醚和本芴醇都将面临的一个最须解决的抗药性问题。 　　未雨绸缪，周义清、滕翕和等人开始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其他抗疟药组成复方的先期研究。 　　实验在宁殿玺负责的研究室中进行，昆明制药厂拿出３０万元做新药开发。动物实验的结果出来了，还要验证药物在人身上使用的安全性。研究所全体同事都参加了试药，他们抓阄儿决定每个人的用药剂量。１９９２年４月，复方蒿甲醚获得新药证书，世界上首个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在我国诞生。 　　复方蒿甲醚在中国其实并不广为人知，因为疟疾病例在中国已经少见。而在非洲的一些地区，疟疾正在死灰复燃。当地卫生部门在使用了中国人研制的复方蒿甲醚后，住院病人的死亡率立马下降了整整九成。病愈出院的非洲人惊喜地高喊：“这是来自中国的神药！” 　　为了让复方蒿甲醚走出国门，周义清想到了中信公司。早在１９８８年，中信公司就响应国家号召，帮助青蒿素类抗疟药进入国际市场，在新药推广和市场开发方面有对外合作的经验。中信公司的总经理王军也果断拍板：“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我们要有利可图，但不能唯利是图。” 　　为了吸取上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科技人员无意泄露青蒿素研究成果的教训，周义清和同事一起开始申报专利。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０日，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中信公司、昆明制药厂等中方单位，与瑞士诺华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启动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中外医药合作项目，目标是让我国科学家发明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中方的首席科学家代表就是周义清。 　　走向世界，是中国医药界一代代人不懈追求的理想。复方蒿甲醚开创了中国原创新药取得国际专利的先例，目前仍是全球同类药物中受国际发明专利保护最多的药品，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２５年来仅有的３个专利药物之一，还是全球援助非洲的首选药物